我们都知道，所谓康乾盛世不仅是有清一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疆域之广、国力之强、人口之众、文化之盛均前所未有。期间百余年，可以说是康熙皇帝开创了盛世，雍正皇帝巩固了盛世，乾隆皇帝扩展和升华了盛世。但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天生的自我封闭属性：固步自封，因而，不论其有多么的伟大，他们都不大可能放下架子检视自身的不足，放开目光看到和吸纳别人的长处。
康熙时期，就不断有外国教会人士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带到了皇宫，使得康熙皇帝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地理、文化、科学技术有了初步的了解。康熙皇帝为此还在专门在皇宫建立了类似于今日皇家科学院的“蒙学馆”。但这仅仅是康熙皇帝个人的私人爱好或者说是特权，不仅没有把此化为一项强国措施深入开展下去，就连朝廷中的其他王公大臣都对所谓的“西方洋玩意”知之甚少，一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二是他们天生排斥，知道了也会视为异端邪说。
雍正时期，尽管雍正皇帝对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营造了清明的政治生态，增强了帝国的国运实力，但在对外交流上也无有建树。雍正皇帝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借口平息天主教和儒家文化冲突，赶走了天主教徒，封禁了天主教堂，取缔了教会活动。从多大程度上保护了儒家文化我们看不出来，但又一次封堵了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口却是明明白白的摆在了那里。朝廷王公大臣及各级官吏一致认为，皇帝的做法甚为圣明。但历史地看，显然不是那么回事。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的排外思想及态度则更为坚决。当时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英国主动派出使团访华，但乾隆皇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坚持不给其同等的礼仪和待遇，拒绝了英国互派代表、开埠通商的建议，致使英国使团访华失败，再一次堵塞了中外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开放引进的机会。虽然乾隆皇帝在思想上要比他祖父康熙皇帝，父亲雍正皇帝开明一些，也确实在中华文化发展方面有着他祖父两代统治者不可比拟的卓越贡献。
康乾盛世百余年，特别是乾隆皇帝在位执政六十年来，外面的世界都发生了什么？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俄国成立了莫斯科大学，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英国发明了新式纺车，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美国科学院于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英国又发明了水动力织布机，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美国人发明了轮船，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英国人再发明了蒸汽机车。
政治社会方面，美国则在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爆发了独立战争，通过了《人权宣言》，建立了民主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788年即乾隆五十三年召开了第一届国会，1789年即乾隆五十四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1791年即乾隆五十六年通过《人权法案》。差不多与此同时，法国也怎么闲着，相继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运动，发表了《人权宣言》，以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国王被大革命推翻、处死等诸多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
与上述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是大清朝这个东方唯一庞大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熟视无睹，其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近英国使臣时高傲地宣称：天朝物美丰盈，富有万物，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根本就看不到西方工业科技的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同时，乾隆晚年志骄意满，喜谀恶谏，导致弊政频频，吏治腐败，财政紧缺，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乾隆死后，嘉庆皇帝真正掌握大权。清帝国的身躯虽看上去依然还是那么的庞大，但内部器脏却已是紊乱不堪：南方的白莲教，京郊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的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漕的难题等等国内的国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继爆发，嘉庆皇帝是疲于应付，疲惫不堪。封建王朝家天下固步自封的本质属性，注定了清王朝必然是泰极否来。嘉庆皇帝命里注定了要扮演一个大清帝国由极而衰的历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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