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和我，自一九三二年我们在北京第一次相遇时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直到一九五五年她过早地逝世前几年。当时，我们两国不幸地决裂迫使我们分开了。
当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几岁，年轻而美丽，幸福地同梁思成结为夫妻，刚刚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和一个新生小男孩子的妈妈。但是就在那几个月内，她却接连遭受了两次悲剧性地打击。正是这种悲剧因素，在她的一生中曾经深化了她的感情和创造性：一次无谓的空难，使她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诗人徐志摩死去了；而同时她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症。在后来的岁月中，疾病耗尽了她的精力，并使她在本应是最富成果的年华中逝世了。
当我回顾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时，她那种广博而深邃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许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年轻的时候，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后来，在她的一生中，视觉艺术设计也曾经使她着迷。然而，她的真正热情还在于文字艺术。不论表现为语言还是写作，它们才是使她醉心的表达手段。
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长于写作。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我同她的友情与她和其他挚友们的还不同些，因为我们的交流完全是通过英语进行的。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师了。毫无疑问，若不是有着这样的语言媒介，我们的友情是不会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在她的知交圈子里，有不少人是掌握两国语言的。但是，在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自然主要通过他们的本国语言，而我们两人在单独的交流中，却选择着英语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久我们便发现彼此有着无数的共同语言，使我们得以交换彼此的经验、维护自己的论点、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语方面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如此自由的交流；而她对使用英语的喜爱和技巧，也使我们在感情上更为接近了。
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
【左起：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女儿）、林徽因、美国朋友、费慰梅与费正清】
在战前最后的那些相对和平的日子里，她的心里充满诗情和文思。我不知道当时她究竟写成了多少，又有多少曾发表过。我也不知道，她的时间曾受到过多少杂事的挤占。她要为两个幼年的孩子负起母亲的责任，要操持一堆复杂的家务，要照应许多亲戚和朋友，当然，还要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这是她同丈夫共有的，她十分乐于从事的主题。
一九三四年夏，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个能够使她暂时摆脱日常家务的机会。我和丈夫在一个偏僻的山西农村中租到了一所房子，并说服了梁氏夫妇来这里做了一次访问。她感激地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不受打扰地完成了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不久，我们四个人一道沿汾河流域做了一次古建筑调查旅行。为此，她曾为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写了一篇充满诗意的《纪实》。
此后不久，我们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哈佛大学去，分别对于我们四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曾通过许多精彩的通信，而继续维持达十五年之久。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我们曾经短暂重逢，但是，通信仍是我们之间始终不断的联系纽带。徽因用英文写，文如其人地、亲切地让我们共尝她的情感，她生活中的胜利和悲哀。也许，这批信件是她惟一的英文作品集。它们体现了她那独特的个性，并反映了她在英文表达自己思绪时是多么地流畅和自如。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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