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被严重贬低的伟人，一个唯一在泰戈尔访华时能与泰戈尔一起讨论东方哲学和东方古代文化的学者，一个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爱国主义者，一个近代以来唯一被称为“中国政坛不倒翁”的政治家，一个只用当时同等工程投入资金的五分之一便建成一直到今天依然造福山西人民的“同蒲铁路”的经济学家，一个七十年前就创造了今天的制定“三农政策”的专家们依然重点研究的农村管理制度的改革家。他组建的“晋军”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到最大反击作用的两支地方武装之一（另一支是“桂军”）,他治理下的山西是当时改革最见成效的两个省之一（另一个是广西）。
他上过时代周刊，蒋介石曾说：“你们不用去学什么美国欧洲，去山西学学阎锡山就行。”
《阎锡山日记1931-1950》载，在其1933年6月21日的日记中记到：
中医是超科学的，社会上未上医书之医方甚多，惜未能集中。
阎锡山
民国初年，国内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医、废止中医的思潮，甚至影响和左右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卫生政策，各地“抑中扬西”的态势与日俱增，中医的话语权和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与全国形势截然相反，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大力支持，1919年成立了以“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为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为宗旨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建立了医学教育机构“医学传习所”和“附设医校”，成立了“附设医院”，发行了中医学术期刊《医学杂志》，许多江浙中医名家纷纷北上三晋，悬壶行医和从事中医研究。尽管地域偏僻、信息闭塞，山西却成为近代中医研究非常活跃的省份之一，中医在山西的逆袭，与被称为“土皇帝”、统治山西长达 38 年的阎锡山的扶持密切相关。
医学杂志
阎锡山支持中医的原因
阎锡山对中医的认可与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以及其时社会经济的客观实际密切相关。
1. 儒家思想基础
阎锡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7岁入私塾，到22岁赴日本振武学堂留学为止，共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14年。阎锡山在他《早年回忆录》中说自己对“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也知概略。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风潮相左，1917年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即在太原成立了尊孔社团“洗心社”，并且每周日亲率文武官员到场，发表演讲，例行“洗心”。中医理论体系与包括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脉络相承，所以，阎锡山认为“中医是超科学的”，意即中医是超越于狭义上“近代科学”概念上的“科学”。
2. “中的哲学”体现
阎锡山在统治山西过程中创立了所谓“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中的哲学”形成，和当时山西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背景有关。近代中国，民主、自由思潮冲击着禁锢已久的国人心灵，阎锡山统治山西伊始，曾着力构建新的社会伦理思想体系，但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冲击。阎锡山将东西方政治分别冠以“竖政治”和“横政治”之称。将中国封建历史上仰仗于君主一人“公道心”的专制统治，称为“竖政治”；将西方民主治理称为“横政治”。他认为就现状而言，中国民众教化太差，还不能达到“人人为尧舜”，民主还不合时宜。因此，“横政治”不尽善尽美，“竖政治”又不宜施行，需要另辟“中”的哲学，折衷参习。阎锡山创造出“中的哲学”，真正意图是与新文化运动抗衡，进而强化其统治。
阎锡山“中的哲学”与近代中医的“中西医参衷”思想在某些方面相契合。同时，留学日本期间“曾居医院三月，耳闻目见者尤多，因叹医学（西医）之进化，如火车一日千里，皆得科学之力”，阎锡山又有借鉴和求新的欲念。于是，对于中医，他既强调继承又倡导改造。他说：“西医重解剖，必有确实证凭，方认其为是；无确实证凭，则认其为非。”但在肯定西医的长处后，又指出其缺点“然解剖者皆系死体”，他认为：“中医处于道家静虚，默参气化，莲光内照，洞见肺腑。与欧西之取经于物质、科学、机械、实验者固自不同。”并且认为：“中外医理或有互相发明沟通融合之一日，此语似涉虚渺。然中医如能由虚而证诸实，必能兴。将来之西医由实而参诸虚，两相接近，此亦不可不注意研究者也。”即中西医参合与二者均有益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3. 卫生经济需要
阎锡山提倡和支持中医，也是客观考虑经济和社会实际的结果。同为留日学生，与余云岫等将中医视为玄虚、落后的代名词，欲置之消亡而后快不同；更与丁文江等“宁死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欧化极端人物不同，阎锡山对中医的思考非常现实。他认为坚持发展中医，首先是医药经济的原因，“吾国药材为出产之大宗，赖此为生活者何可胜计，有中医则能用中药，中医失败则恐受影响。不惟失业，人民大可危罹。即国家经济之损失亦甚大”。其次，是顾虑患者医药费用负担，“鄙人来自田间，深知民间情形。吃剂药仅费一两角钱，便可治疗，而有病者尤未肯出以购药。似此情形，即使西医普及，而以西药价值，昂贵其如民间之吃不起何此所望？”最后，还因为当时西医医生数量的严重短缺，“考之先进诸国，平均五百人一医为最少数，吾国四万万人应有八十万医生。以服务二十年计，每年应有四万毕业医生，二十年后始能普及。而现在所有医学校之毕业生不足百分之一，诸君试思有无达到目的之日？即使三五十年内能达到此目的，而此三五十年内将坐视医道沦胥而不救乎？”这与民国政府中一些人，因为“科玄”门户之争，就简单粗暴反对甚至一夜之间就要废止中医的做法，要显得更加理智和务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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