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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事实上，从太祖赵匡胤开始，一直到南宋诸帝，都没有忘记“恢复汉唐之疆”，真宗之后，更没有忘记“雍熙北伐”的耻辱。到了徽宗时，甚至也效法唐太宗，撕毁盟约，与金王朝合作夹击契丹，“大复仇”，但宋徽宗时代没有唐太宗时代的人才和国运，也等于时机不对，于是遭遇引狼入室的悲剧。古公亶父的故事则更为意味深长。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在世时，部族约有万余人，活动在泾水、渭水之间，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古称此地为“豳”（音斌）古公亶父善于种庄稼，很快部族就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农耕族群。
宋太祖赵匡胤剧照资料
但北方有“狄人”，却在觊觎部落，要来进攻。古公就召集父老问：“狄人何欲？”狄人想要吗？父老回答道：“欲得菽粟财货。”狄人想要我们的菽粟财货。古公说：“与之。”给他们。以后狄人就多次来要，给他们多少也不满足。古公又问父老：“狄人又何欲乎？”狄人还要干吗？父老回答：“又欲君土地。”他们又想要君主您的土地。又有人说：“欲得地与民。”他们想得到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史称“民皆怒，欲战”古公说：“与之。”给他们。然后古公开始准备离开地。父老们说：“君不为社稷乎？”君王您不为社稷考虑吗？
部落战争资料
古公说：“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社稷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利益；不可以拿这个为了万民利益的社稷为借口，去打仗、去灭亡万民啊！父老又说：“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君王您就是不为了国家社稷，难道也不为祖宗宗庙想想吗？古公说：“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宗庙是我宗族的私事不可拿着宗族的私事祸害我的族民。说罢，收拾行囊，拄着拐杖准备离开古老的地盘。临行前，古公对跟从他的人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
部落资料
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人民拥立君主，是为了能有利益。现在戎狄之所以来我地攻战，就是想要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吗？现在人民为了我的缘故要打仗，打仗就是杀人杀了别人从军的父子，而我再去做这些人的君主，我不忍这么做。说罢，带着自己的族属，翻越了几座山几条河，几百里路，在岐山下找到一块地方，命名为“周原”，开始重新经营。从此中国有了“周部人”“举国扶老携幼”（按：“扶老携幼”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跟着古公迁徙的人有三千乘。其他别的小国听说古公这么仁义，也多来归附。
周原遗址资料
很快，在岐山脚下，成为有三千户人家的聚落古公亶父离开豳地之后，最重要的大事是“贬戎狄之俗”，完全摒弃在地时还沾染的狄人习俗，以“衣冠文明”精神，开始“营筑城郭室屋”这样就从“游牧”性质转化为“农耕”性质，并开始设立“五官有司”按照文官制度管理这个迁徙而来的族群。史称“民皆歌乐之，颂其德”。从此，中原文明开始在“周族”推演下，经由三代人的时间，到周公时“制礼作乐”，完成了中原“礼乐文化”的文明更化。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三千年政治文明大格局。
岐山脚下资料
“礼乐文化”或“礼乐制度”成为中原与异族的文明竞争中凸显的文化身份识别标志。而这一切，从地缘政治而言，源于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地”向“周原”的一次文化大迁徙。这一段故实，在中国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上均有重大意义。它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案例。远古土地为君王所有，到春秋时形成土地私有。在土地私有之前，古公亶父如此宣称“社稷”“宗庙”与“周民”之关系，可以看成“天下为公”的古典模型。犹如摩西当初带着“上帝的子民”“走出埃及”到西奈半岛；古公亶父身后的“三千乘”是自愿跟随他“走出豳地”到岐山脚下的“周族子民”。
“礼乐文化”资料
远古中国的这一次仁爱文明大迁徙，预表了以“尊生”为核心诉求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观。而“尊生”正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视人为工具”的价值理性所在。赵孚向太宗赵炅讲述这两个故实，并期待他能效法。今天看，这两个故实事实上预表了两种模型。唐太祖李渊“卑辞降礼”，是隐忍中等待机缘，符合圣贤“大复仇”理念，是一种政治征服缓期战略。周古公亶父“走出豳地”，是委屈中维护和平，符合圣贤“施仁政”理念，是一种文化推演渐进战略。中国，在地缘困境中，这是两个值得继续向纵深剖析的“意义组团”它将给予后人足够的智慧和心性。而那种血脉张的即时性冲动、豪迈与激情，事实上是最为廉价的道德放纵。祸国祸民，往往就在举国激愤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