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时序言，中土初祖菩提达摩说梁武帝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可是却并无功德，这可说是禅家的第一宗公案。虽然胡适先生撰《菩提达摩考》，极力指陈此公案自日僧最澄著《佛法记》、保唐寺无住作《历代法宝记》以降，此种传说，如滚雪球，愈滚愈大，故论定其为杜撰;不过，在今传敦煌本的《六祖坛经》中，慧能回大师却因韦璩刺史的请问，而把造寺、度僧所以并无功德的底蕴详为申说。
所以此段禅史容或有真假可辨，然而此宗公案在禅学的涵义上，始终值得我们去探究明白。《敦煌坛经》记载韦刺史向慧能请问:“弟子见说(菩提)达摩大师(在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来华)，化梁武帝。帝问达摩: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答言:并无功德。武帝惆怅，遂遣达摩出境(然后有一苇渡江、于嵩山作九年面壁、传法慧可诸传说)。未审(评梁武帝并无功德)此言(究是何义?请和尚为我等无知者解说)。
《敦煌坛经》载慧能六祖答言:“(梁武帝)实无功德，使君勿疑。(因为）……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田误)以为(是)功德。功德(唯)在(能契证)法身(而说)，非在于(能得)福田(而说:能契证)自(身本具)法性(始配称为)有功德，(因为能自证)见(真如自)性是‘功’，(能以本具自性般若智慧)平直(起用)是‘德’。……若轻一切人，吾我(之执)不断，即自无功德。”
此公案涵蕴两重意义:一者、愚人修福不修智，造寺、布施、供养、度僧等等都是只种福田，是生死因，不能导致出离解脱，不能说是“功德”。在禅家思想体系之中，只有明心见性，契证法身，直了成佛，才是“功德”;所以学人当知“功德”与“福田”有别，有所取舍。
二者、习禅当以明心见性、启动本自具足的生命智慧为宗旨。因此要强调直心而行，念念实践平等直心;心生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是释迦，平直即是弥勒，而不应如小乘人的耽于寂灭，人天愚者之沉醉于人天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