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49年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蒋介石败退台湾，意欲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保护国家版图完整，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50年夏解放台湾。
1949年前后，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并建立了若干情报机构。后经总政联络部调查，其中1100多名在台牺牲，刘玉平的父亲刘光典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平叔的朋友颜建国先生与刘玉平是朋友。2014年2月4日，正月初五，他应刘光典烈士之子刘玉平之邀，参加“刘光典烈士追思会”。
1959年2月4日，前往台湾执行任务的刘光典，被国民党杀害于台北马场町，距举办追思会时经55年了。
（非追思会现场照片）
追思会4年后，颜建国先生给我发来了刘玉平“七.一”前接受记者采访的微信，
刘光典在采访时说：“通过原联络部进一步调查，核实了846个被蒋介石集团杀害的中共特工及其他人员，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壁上，包括刘光典烈士在内，使得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得以解密。与但还有数百个英烈的下落没有找到。”
“大部分特工下场是很惨烈的，有的被扔到镪水池，有的装在麻袋扔海里……他们被残忍杀害，我父亲也一样，遗体被他们毫无人性得解剖。”
我的朋友颜建国先生还告诉我：为了寻找答案，刘氏姐弟展开了一场历时几十载、跨越海峡两岸的追寻。在还原那段残酷历史的同时，他们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接受赴台任务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父亲刘光典突然离开了家。大姐刘玉芳记得，1950年父亲从长沙寄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会比较长，事情结束马上就回家。
这是刘光典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音讯皆无。
实际上，他们的父亲刘光典是接受了党的指示，奔赴台湾执行特务。
他们的父亲刘光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1922年生于旅顺，成年后，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毕业以后，做起了医药生意。
1942年刘光典与王素莲成婚。刘玉平手中还保留着一张父母的结婚照。父亲高大英俊，母亲温婉可人。他们衣着讲究，神态安详，是一对令人艳羡的小夫妻。
刘光典与王素莲结婚照
刘光典日语、英语俱佳，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事业上顺风顺水，他奔波于北平、山西、内蒙古、上海等地从事医药、毛皮生意。刘光典很有经营头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里也颇有积蓄。
抗日战争结束那年，他结识了东北老乡洪国式。洪国式是一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入党后一直在党的情报部门工作，是中共社会部的一员。
1947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中共驻南京、上海的办事处被迫撤离，洪国式也转到沈阳工作，受中共东北社会部领导。当时，共产党的大量工作转入地下，急需发展能胜任地下工作的人。洪国式相中了颇有才气的刘光典。
在洪国式的介绍下，刘光典加入中共大连社会部。随后，他与洪国式一起重回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
刘玉平在一份资料中看到，在党组织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刘光典拿出了一千美元、十两黄金支援革命。按照当时的金价计算，一千美元能折合30多两黄金。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笔巨款。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神速。1948年6月，组织上命令洪国式与刘光典转移到平津做情报工作。刘玉芳记得，当时他们一家是坐飞机来北平的，可见当时生活的优渥程度。到达北平后，刘光典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下一个独门小院，作为情报站。
那一时期，洪国式是刘家的常客。刘玉芳记得，来北平不久，父亲曾带她到东四牌楼附近的红星电影院看电影。在黑暗的放映厅里，父亲一直在与身边的洪叔叔低声谈话。
1948年至1949年，国共双方在战场上此消彼长，很快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国民党军队打到了长江以南。1949年上半年，除了台湾、金门等岛屿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全都解放了。中共中央把下一步作战目标瞄准了台湾。
自1948年底，中共情报工作的重点，开始向南转移。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湾及周边岛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社会部命洪国式、刘光典等人做向南方开进的准备。
1949年6月，刘光典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准备赴台。此时，中共中央已经确立了1950年夏天解放台湾的计划。跨海作战，情报工作尤为重要。当时，中共在台湾还没有建立电台，只能靠交通员赴台湾取回情报。这个任务落到刘光典身上。
刘光典所在的情报小组，由洪国式负责。赴台工作前，组织上给他们进行了详尽的分工。
洪国式负责收集、汇总、处理各种军事情报。台湾籍共产党员王耀东负责联络工作，他的任务是将整理好的情报交给交通员刘光典。
刘光典除了负责取回情报外，还肩负向在台地下工作者传达上级指示和考察在台地下工作者的任务。
为了能让刘光典和洪国式顺利进入台湾，中央社会部通过中共安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联系到其堂兄——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多荃。刘多荃立刻给在台湾的儿子刘全礼写信，让他落实此事。
刘多荃，西安事变中曾任捉蒋行动总指挥
当时，刘全礼正在国民党军队内工作，他不但可以掩护洪国式等人赴台，还能为洪国式提供军事情报。
在刘全礼的安排下，洪国式成为刘天民开办的北方企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并通过该公司办妥了身份证和入台证。
刘光典则以刘天民堂侄的身份，办理了身份证明。与此同时，潜伏在台湾《扫荡报》的地下党邹曙，为刘光典办理了入台证。
1949年10月25日，刘光典从香港出发，渡海赴台。这是他第一次去台湾。
二进台湾面临险境
就在刘光典赴台的当天凌晨，叶飞将军指挥一万解放军登上金门岛。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近万名解放军指战员和船工牺牲和被俘在金门岛上。这次海战的失败，证明了包括气象、海潮涨退时间在内的军事情报的重要性。
金门战役被俘的解放军
刘光典第一次到台湾后，他马上与王耀东接上了头，顺利拿到第一批情报。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个月后，刘光典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刘光典用米汤将这些情报写在一张包茶叶的纸里，带回了香港。
据《安全局机密文件》记载，这批重要的军事情报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讯密码。为了搜集更多情报，1949年12月10日，中央有关部门派洪国式进入台湾。
1950年1月6日，刘光典再次前往台湾取新收集的情报。刘光典第二次赴台，虽然与上次仅间隔了两个多月，但此时岛内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抓获。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大陆，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8年他返回台湾组建台湾共产党，不久又回到大陆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
抗战胜利后，身为台湾人的蔡孝乾回到台湾，成为了中共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不过，这位最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并没有经受住考验。
被捕后，蔡孝乾很快叛变，并供出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和人员名单。
叛变后的蔡孝乾
蔡孝乾的叛变使得中共在台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80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就包括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交通员朱枫和她联系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当时中共在台的地下组织主要分为三支。其一是以蔡孝乾为书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其二是中共华东局派到台湾的地下工作者，朱枫便属于这一系统；其三是洪国式和刘光典所属的中央社会部派遣至台湾的地下组织。
此时，岛内风声鹤唳，刘光典等人的处境非常危险。2月初，刘光典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引路人是叛徒吗？
虽然洪国式情报小组与台湾省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组织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是2月底，洪国式等人还是暴露了。
2月28日，洪国式正在台北车站察看车次表。这时一个无赖过来挑衅，两人发生了争执。车站警察闻讯赶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开始，警察对洪国式非常客气，说核实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
洪国式称自己是台中北方企业行的副经理，因公事来台北出差，现在正准备回去。警察让洪国式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国式不知道其中有诈，先后两次向敌人提供了地下组织成员的联系方式。
当时的台北火车站
保密局在“本案之综合检讨”一栏中写道：“就地下工作斗争技术言，稍具经验者，似即应有所怀疑与警觉，并详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离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讯方式，泄露工作人员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关系，瓦解于顷刻。”
由于洪国式的疏忽，组织人员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捕。洪国式情报小组毁于一旦。
洪国式被捕以后有没有变节，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洪国式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组织成员。后来，国民党把洪国式安排到火烧岛做教官，专门劝说关押在岛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从朝鲜战场转送过来的志愿军战俘。
在大陆方面，有关部门也认为洪国式叛变了。刘玉平告诉记者，前些年他曾辗转打听到在吉林的洪国式夫人的电话。
“老太太一听我是刘光典的儿子，就感叹说，他（洪国式）太不争气，不像你爸爸那样成为一名革命烈士，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刘玉平说。
不过，刘玉平却认为，说洪国式是叛徒太过草率。对敌斗争非常复杂，洪国式叛变的问题，可能另有隐情。“
洪国式被捕后，并没有像蔡孝乾那样出卖同志，而是尽最大的可能保护革命利益。”刘玉平说。他曾通过一个朋友，查到当年国民党特务对洪国式的审讯记录。当特务问他，交通员刘光典在哪里？他说，刘光典回香港取电台去了。其实，他明知刘光典当时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就是因为他的掩护，才给了我父亲逃生的时间。”
刘玉平说，“后来，他被调到火烧岛，当着敌人的面假装劝关在这里的人转变立场，暗中却鼓励他们坚定信念。”
台湾火烧岛
不过，敌人最终也没有放过洪国式。1960年，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并被残忍的肢解后抛入河中。洪国式在台湾的经历，逐渐被组织上了解清楚。
几年前，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将对他的评价更正为“因公牺牲”。
洪国式情报小组是怎么暴露的呢？刘玉平通过友人，找到了当年国民党情治机关绘制的“洪国式组织关系图”。
在这幅图的最上一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下面一级是李克农；再往下是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组，负责人是洪国式；洪国式下面分为“情工”、“交通”、“敌工”三个部门，刘光典是惟一的交通员。
令刘玉平吃惊的是，在“情工”、“敌工”两个部门中，陈琦、杨文亮二人的名字旁都被注明“本部内线”。
据这份材料表示，杨文亮是一名国民党空军机械官。他与地下组织成员赵德明是同学，从而打入组织内部。1949年12月，陈琦以杨文亮朋友的名义，也打入组织。
台湾国民党空军
1950年2月2日，杨文亮见到了刚刚抵台不久的中共特派员洪国式。洪国式太想得到国民党空军的情报，疏忽了对此二人的防范。最终，致使整个组织全军覆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
《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
道出深山四年生涯
很长一段时间，刘玉平对于父亲的逃亡生涯，所知仅限于《保安局机密文件汇编》中写的那句话：“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父亲是怎么躲过敌人追捕的？他又是怎么在人地生疏的台南深山捱过了四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刘玉平，直到一本小册子的出现。
2008年9月的一天，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刘光典”三个字，竟然在网上搜出来一本粉红色的小册子。小册子封面正中印着《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印制四十四年元月”几个字。
初看小册子，刘玉平不知道它说的是哪个“匪谍”，仔细看下面的引文，他大吃一惊。这本小册子写的正是他父亲刘光典的故事。
当时，这本小册子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刘玉平立刻给台北的朋友王锦松打电话，托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小册子买下来。王锦松不负重托，一刻也没耽搁，就买到了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当年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发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详细记载了刘光典在台湾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刘光典从联络人王老太太那里听说了洪国式被捕的消息。当夜他返回台北，与王耀东见面。刘光典将身上的文件转移给王耀东，然后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门口。当确认没有埋伏后，刘光典进入旅社将行李和情报全部带走。
刘光典乘一辆三轮车离开旅社，径直赶往王耀东供职的“公论报社”与他会合。可是，他并没有在报社找到王耀东。此时，刘光典已不能再住店，于是他便在三轮车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刘光典给组织发了一封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表示组织已遭到彻底破坏。然后他在王耀东的安排下，搭车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东友人家中。当天晚上，刘光典将身份证改为罗辅基。翌日，刘光典继续乘车来到台南。此时，王耀东也已经来到台南，并把刘光典安排在赖正亮家。
刘光典在赖家住了3个月。白天，他与赖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则住在赖家的牛棚里。在这期间，刘光典曾托赖正亮寻找返回大陆的走私船，但是没能如愿。后来，岛内突击大搜查，刘光典又先后躲在胡苍霖、李显玉、李显章、王连福等人家中。
在这期间，李显玉与友人杨林酒后打架，杨林曾威胁要去告发李显玉窝藏共产党。为了确保安全，刘光典只好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最后，他在台胞王连福的帮助下，在树林里搭了一个地寮。
刘玉平告诉记者，“地寮”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上面盖上茅草。就这样，刘光典掘地为穴，以水果野菜充饥，一躲就是三年。
此时，王耀东也由于另一起案件的牵涉，逃入山中，与刘光典会合。1954年2月13日，在台南深山中躲藏了4年之后，刘光典和王耀东被敌人抓住了。
据《保密局机密档案汇编》中记载，1954年2月9日，曾经掩护过刘光典的胡苍霖被捕。胡苍霖供述，1950年他的亲戚王耀东和一名外省人曾经先后躲藏在他和李显章等人家。
小册子上记载，胡苍霖是一名教师，由于与王耀东是亲戚，所以也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不过胡苍霖并不坚定，在掩护刘光典的过程中，他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劝李显章不要管刘光典。
果然，被捕后，他第一个供出了刘光典。国民党特务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断他可能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成员。
1954年2月12日，他们包围了台南旗山。敌人准备上山搜捕刘光典和王耀东之前，一直帮助他们躲藏的警察池仁致曾给他们报信儿。
刘王二人闻讯迅速转移，但是面对敌人地毯式的搜捕，他们还是在劫难逃。2月13日刘光典和王耀东被捕了。
《保密局机密档案汇编》“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道：“王匪在逃亡期间，因与胡苍霖属亲戚，复因未研究胡匪属于台共组织，乃遂将刘光典交其掩护，致胡案发后，牵连己身，卒遭捕获。设使能及早究明胡匪身份，而避免发生横向关系，王刘二匪或将仍可侥幸逃亡。”
监狱里的苦难岁月
刘光典被捕以后，被敌人关押了5年，1959年2月4日英勇牺牲。
被关押的5年中，刘光典是怎么过来的？他又经历了什么？刘玉平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记载。直到2010年8月他偶然在《书城》杂志上看到一篇名为《一个台湾老兵的回忆》才有所了解。这位台湾老兵是旅居美国的张家林。1957年，台湾白色恐怖下。面对不堪的政治环境，一个战友动员张家林把船开到大陆去。
当然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家林很快就被逮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在台北青岛路军法处看守所，张家林与刘光典正好关在同一个号子里。
刚一见面，刘光典就自报家门，这让张家林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为在监狱里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张家林记得，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
后来他发现刘光典很能干，会说日语和闽南语。张家林回忆，刘光典很仗义，每次发现菜里有肉片，他都会对张家林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
张家林记得有一次，他问刘光典：“你干吗来台湾？”刘光典回答：“我奉命。”听他这么一说，张家林心生敬意，知道刘光典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张家林的回忆为刘光典留下了最后的人生片段。刘玉平本想亲自拜访一下老先生，了解更多关于父亲的信息。可惜那时张家林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1959年，刘光典被台湾当局杀害于台北马场町。临刑前，国民党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他被国民党宪兵五花大绑地押赴刑场、即将走向死亡时的表情与神态，就如同结婚时和母亲合影时一样，自信而沉稳，头微微地偏向右侧。”
2008年，刘玉平把搜集到的判决书和刘光典行刑前的照片，一并送到了父亲的单位。看过这些材料后，单位领导才告诉他一个隐藏了50多年的秘密：1954年刘光典被捕后，曾有一个长相酷似刘光典的人到我驻港机构门前散布反共言论，表示跟共产党决裂。
当时，许多认识刘光典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都以为刘光典叛变了。
魂归故里
2002年前后，刘家姐弟从友人处得知，台湾当局成立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匪谍审判案件基金会”。这个组织是专门负责对戒严时期遭受迫害者进行补偿的政府机构。成立当年，补偿金申请案就高达5000件。
刘家姐弟向该组织提交了赔偿申请。刘玉平说，也许在取证的过程中，他们能发现更多关于父亲的资料。
2006年，刘家姐弟终于接到了基金会寄来的决定。不出预料，基金会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刘玉平说：“这个补偿条例有一个规定：‘罪大恶极的共匪不予赔偿’。他们把我父亲归到这里面了。”虽然没有得到赔偿，但如刘玉平所料，他们的确收获不小。
台湾方面在办理此案时，查阅了许多原始档案，并在判决书中简述了刘光典在台湾从事的地下活动。这是他们第一次从台湾官方渠道，获得父亲的信息。更令他们感到欣喜的是，在此期间父亲刘光典的骨灰竟然被找到了。
2003年，在台湾岛内各方人士的呼吁下，台湾当局决定将台北市郊的马场町和六张犁辟为纪念公园。这两处是当年行刑和埋葬受难者的地方。2003年春，为了重修六张犁的灵骨塔，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出公告，请亲属暂时将塔内骨灰领走，待灵骨塔修好后再行安放。互助会的王锦松等人在骨灰名单中，发现了刘光典的名字。
很快，王锦松将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照片发了过来。看着照片，刘玉平百感交集。父亲离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1岁多的婴儿，而今他已年过花甲，看到的却是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骨灰坛。
如今，他们将父亲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留在已改建为“人民忠魂纪念公园”的台北六张犁，另一半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离家60多年的英雄，终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