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忠顺王府长史向贾政索要琪官时的颐指气使，解读为元春在宫中失宠：要不是元春失宠，一个小小的长史，怎么敢对“国丈”如果无礼？
但是，论者似乎没有考虑时间：十六回刚刚封妃，三十三回就失宠，是不是太快了一点？虽然说伴君如伴虎、君恩不可恃，但元春从封妃之后，就与家人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赐送东西、“每月逢二六日”眷属可以入宫探望。如果元春失宠，贾府就算再迟钝，也不会毫无所闻吧？更不可能忠顺王府的小小长史都知道元春失宠、敢于凌辱其母家，而贾府却一无所知的。
其实长史官虽小，代表的是忠顺王。贾政虽是贵妃之父、国丈之尊，本身地位有限，与王爷是无法抗衡的。何止是忠顺王？看看秦氏出殡时，贾政对路祭的北静王何等恭顺、何等诚惶诚恐，就不难知道了。
除了地位高低之外，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我们看这位长史官提到琪官蒋玉菡时，是怎么说的：“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府里”。
看懂这句话了没有？琪官蒋玉菡，一方面宝玉认为是“名驰天下”、遗憾自己“无缘一见”，另一方在，琪官并不是像今天的知名艺人一样唯我独尊，他连人身自己都没有。
城市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演艺业的进步。但在古代社会，有一种“家伎”制度，就是由富贵人家，购买有潜质的儿童，训练成歌舞戏曲艺人。被称为“中国戏曲理论始祖”的李渔，就蓄有一个庞大的家伎班子，可以满足他的戏曲创作实践需要。
家伎中相貌出众的女伎，很可能被主人收为侍妾。而有“男风”嗜好的主人，也会对男伎下手。原因何在？就是这些家伎的人身归属，是属于主人的。或者说得再清楚一些，家伎就是奴才，是有特殊才能的奴才。
还记得司棋的表弟潘又安吗？因为恋情被鸳鸯发现，潘又安就“逃走”了，贾家“打发人四处找他呢”。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显然无法解释：就算没有履行辞职手续、不告而别，又何用“四处找”呢？
只有人身依附制度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小厮是奴才，是属于主人的，等于是主人的财产。财产不见了，当然要找。
忠顺王府的长史官说：“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就点明了琪官蒋玉菡的身份：是忠顺王府的家伎。或者广泛点说，是忠顺王爷奴才、活财产。
仅仅是因为琪官是男的，所以有机会在府外应酬，赚外快，有机会也可以结交一些朋友。赚外快和交朋友， 有时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一举两得的。北静王、宝玉乃至薛蟠，都是他赚外快的朋友。
这也就不难理解长史官为何敢对贾政颐指气使了：忠顺王地位高于贾政，受忠顺王之命来索要自己家的东西（家伎），可不是理直气壮的？
宝玉的出卖也不是没有道理。蒋玉菡的罪状，明白的只有“三日五日不见回去”这一条。虽然他置买田地房舍，有脱离忠顺王的意图，但贾府的管家赖大也“楼房厅厦”，这不能坐实罪状。而“三日五日不见回去”，罪名可轻可重。如果从宽发落，只算是“无故脱岗，未履行请假手续”而已。
但如果蒋玉菡的不回家与宝玉联系起来，问题就严重了。严重的不是蒋玉菡，而是宝玉：你把人家的家伎、奴仆或者是财产收留，至少也是盗窃罪了。
一个没有现任职位的世家弟子，竟敢收藏或者盗窃王府的奴才或者财产，你还想不想活了？这桩罪名一旦坐实， 不仅宝玉难免于罪，还会连累贾政。所以宝玉急忙说出蒋玉菡的下落，还用了“听说”这个词，先撇清自己再说。
另一方面，蒋玉菡买房置地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严格保密，像北静王等人肯定知道，多半还受到过北静王的资助。而长史官没去找北静王，只问宝玉，也无非是宝玉地位低、好欺负，并不是只有这一条途径。
宝玉确实没义气、少担当，顶不住压力，出卖了朋友。但在当时的景境之下，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或者说，是顶着贵妃娘家这虚名的中等官僚，对忠顺王这样的高级官僚的无奈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