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日本陆军对奉直力量的调查：日军一个顶五个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胜利结束，但失败的奉系并未被伤及根本。张作霖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东北进行了军事改革，积极备战，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做了充足的准备。1924年9月初江浙之战开始后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日本外务省整体上秉持了“对华不干涉主义”的原则，但日本陆军不同于外务省，其对华政策发生过一个从“不干涉”到“干涉”的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的对华行动上。
日本从原敬内阁时期开始，标榜“协调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中国问题上做出“不偏不党”、“不干涉内政”的姿态展现给列强，华盛顿会议后这一方针被进一步强化。但是从1923年开始，中国排日风潮、苏联对华外交政策、英美舆论“对华共管论”这三重因素影响了日本在华利益，进而改变了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认识。
日本国内以陆军为首的部分势力认为华盛顿体系根本无法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对华“不干涉”等于对华“无为无策”，因而呼吁修改“协调主义”外交和对华“不干涉主义”政策，使得调整对华政策问题在日本国内日显重要。
关于这一问题，日本政界不同势力又有着不同的意见，例如以币原为首的外务省主张继续坚持“不干涉”的政策、以宇垣为首的陆军主张同中国各军阀都保持联系以干涉中国内政、以松冈洋右为代表的一批对华强硬论者主张“抛弃鸡毛蒜皮的小干涉，采取全面的大干涉”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认识到，分歧的政策无法应对中国变化的形势，面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阴云，日本必须确定一个明晰的对华政策。为此，1924年1月成立的青浦奎吾内阁在2月初的内阁会议上，要求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大藏省联合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纲领。1924年5月该纲领被制定完毕，但由于青浦内阁的垮台而未能公开。不过，关于其制定过程的史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其中包括陆军省和外务省各自的提案及对彼此提案的修改意见)，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日本高层当时的对华战略意图。
在四省联席制定纲领的过程中，军务局局长畑英太郎在3月14日提出了陆军方面的“对华政策纲领草案”，其内容直接反应了1920年代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意图，在日本陆军此后的对华行动中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3月14日“对华政策纲领草案”中提出，“帝国的对华政策同列强相比大异其趣，因此决不能一味坚持国际协调主义。帝国当以自主的态度面对中国，使中国民众将日本视为可以信赖的盟主。
第一，要改变过去的消极方针，放弃内政不干涉主义，促进中国内政改善，同时杜绝列强对中国的共同监督管理;
第二，不仅要注重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往来，还要同地方实力派发展关系，以促进帝国势力的伸展;
第三，鉴于东三省同帝国的特殊关系，要对东三省实权者(当下即为张作霖)给予特别的援助，以维持该地治安，获取经济领土方面的实际利益”。
以上内容基于当时日本陆军对中国状况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国际上出现对中国实行共同管理的声音，在中国问题上实行国际协调对日本无利益可言，所以要使中国保持“和平而不统一”的现状;
第二，中国的分裂混乱将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只有同各个地方实力派保持关系，才能扩展日本势力并保持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第三，日本有能力控制张作霖，因而给张以支持将有利于维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
3月14日“对华政策纲领草案”反对原敬内阁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提倡的对华不干涉政策，主张干涉中国内政并希望中国长期分裂以获取利益，要求援助张作霖以保证日本在满蒙的长久特殊权益，体现了日本陆军在一战结束之后的对华战略构想。该方针虽然最终没有被公开，但却成为陆军后来对华行动的指针。
在纲领的第二部分，陆军提出对华政策的具体要求，其中包括扩展日本在“北满”的势力并开发其资源、修建在“满洲”的战略铁路、增加对华军事顾问的派遣、向中国供给武器、加紧对华地形测绘、增加在华宣传机关等内容。这些具体要求贯彻了该纲领草案的基本方针，也反应了日本陆军20世纪20年代露骨的侵华意图。
就在日本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纲领的过程中，直奉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为了对战争的可能性和结果进行预判，日本陆军中央派遣驻华各地的“中国通”对奉直双方进行调查研究。在1924年7、8月，日本陆军分别派遣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少将、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少将对奉军进行调查。
8月初，本庄繁前往吉林、黑龙江视察奉军后备力量的强弱。在视察报告中他表达了对吉、黑部队的极端失望，称“抛开装备不良、武器不全、耐久力不足等情况，单从教育、训练上说，我认为我帝国士兵一个能抵得上他们五六个。即便和奉天的军队相比，吉黑两省的军队也是很差劲的”;“步枪射击照尺本来有800米、600米之分，但是无论哪一个队伍、不管在何处，都采用同样的射击照尺，和实际距离完全不相符合”。
这样的军队素质让本庄感到，在同直军对战时，奉军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若想保持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以及东三省治安的稳定，必须给予其相当的援助。贵志弥次郎在调查后建议对张作霖援助的程度至少要达到让其能够在中国拥有巨大发言权的程度，但是该支持应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他表示:“张作霖要求帝国对他进行彻底的武器援助，答应他的话，帝国的满蒙政策就黔驴技穷了，所以对张作霖，要在支持的同时收紧操纵的缰绳。”
战前日本陆军对奉系力量的调查为战争开始后的援张行动提供了前提，也划下了相应的界限。日本军方在中国东北势力强大，对于奉系军事力量自然有很好的掌握，但对直系的了解则相对欠缺，因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日本陆军中央多次派人调查直系力量。1924年2月，关东军派遣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大佐前往华中、华南，以了解吴佩孚的战争态度以及直系军阀对其麾下各实力派的真实掌控程度。
吴佩孚在同松井会谈时，毫不客气地斥责日本“善恶不分，对中国一些势力进行盲目援助”，并警告日本“利用一群马贼，绝非正道，如若继续，必将难免于失败，因为像张作霖那样的人绝对不会理解什么叫中日亲善”。
吴佩孚表达了对日本援张活动的激烈批评，同时也暗示了自己希望得到日本援助的想法。松井七夫结束洛阳之行以后，即前往两湖、四川、江西、广东、浙江、江苏调查，在给陆军中央的调查报告中表示:两湖势力完全听命于吴佩孚，江西势力不会给吴佩孚的行动造成任何麻烦，四川基本被吴佩孚平定，广东自顾不暇，江浙将保持现状，因而，直系势力的基础逐渐巩固，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来撼动它，就很难瓦解，“所谓的反直派不过是略有共同防御性质，根本没有固定的方针，段祺瑞、孙文等不过是想借奉系的力量获得好处，甚至只为自保而已”。
从松井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吴佩孚力量强大，直系势力逐渐巩固，最终会走向同奉系的战争之路，中国混乱的现状也将会持续下去。同年7月，贵志弥次郎也被派往洛阳调查，在考察直军实力后他认为，“洛阳军队中战争氛围非常紧张，而奉天方面无法与之相比”，“吴佩孚军内有十数名朝鲜军官，并有不少朝鲜籍士兵，吴同在满朝鲜人不逞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战争爆发后将派这些人去搅乱奉天治安”。贵志弥次郎在报告中暗示了直军相对于奉军的强大，赞成支持张作霖，但同时劝告陆军中央保证支持限度，既要确保张不会彻底失败，也不支持张的绝对胜利。
从后来对张作霖的援助来看，日本陆军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接纳贵志关于限制性援张的建议，而是对张作霖提供了很大力度的援助。陆军上述人员在对直奉双方进行观察后，向陆军中央表示第二次直奉战争必然爆发，且直系力量强于奉系，暗示日本应当在援张的同时发展同直系的关系。但是，“中国通”对直系力量的强调，却进一步加强了陆军中央对援张之必要性的认识。同时，陆军中央在陆相宇垣一成的指导下，从对苏关系的角度出发，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张作霖进行援助的政策。
那么，从1924年开始，日本陆军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来援助张作霖呢?老袁明天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