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抗日谍战剧中，常常能看到西药“盘尼西林”的身影。比如刘小锋出演的《盘尼西林1944》，就是围绕日军的两箱盘尼西林展开的。游击队为了夺取这两箱药品，和日本特务斗智斗勇，以多人被捕牺牲的代价，最终成功将两箱盘尼西林夺回，送到了我军后方部队。那么，如此大动干戈，付出惨重代价换回的两箱西药“盘尼西林”，在当时究竟有多珍贵呢？
“盘尼西林”是抗生素药物青霉素的英译名。“青霉素”这个名字，是中国生物学家樊庆笙根据它的特征起的中文名。青霉素在现在看来，只是非常普通的药品，甚至已经被头孢类药物所代替。但是，在发明之初的二战时期，作为治疗细菌性感染的特效药，它就是战场上伤员的唯一保命药。
（二战救治伤员）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人类虽然没有节育措施，但人类数量的增长，依然是非常缓慢的。这是因为人类面对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几乎无计可施，因而死亡率极高。
再加上贪婪的统治者不断发动战争，在战场上造成大批士兵受伤。最终，大多数士兵死在细菌感染导致的败血症、破伤风等疾病上。
这种情况在1928年出现了转机，英国的细菌学专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开始向细菌发起了挑战。在一次幸运的试验过失中，具有杀菌作用的青霉素得以被发现。
不过，直到1941年，青霉素的提纯技术，才得以大幅提高，开始批量生产。当时英国和美国正在和纳粹德国交战。这种新的药物，对控制伤口感染非常有效。
1943年10月，弗洛里和美国军方正式签订了青霉素的军供协议。这种按分子式命名为“盘尼西林”的特效药，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盟军伤员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迅速向盟军倾斜。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之所以迅速溃败，和没有盘尼西林有直接的关系。热带雨林中蚊虫肆虐，被蚊子叮咬后的疟疾，蚂蝗吸血后的创伤，美国只需一针盘尼西林就可恢复健康。而日军却只能等死。瓜岛战役中，日军死亡达到2万多人，美军仅1000多人阵亡，盘尼西林功不可没。
到1944年，盘尼西林的生产量已经足够治疗二战中所有参战的盟军士兵。
曾经有一张二战的海报上写着：谢谢盘尼西林，受伤的士兵可以活着回家了。可见战场伤员对它的感激之情。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说：青霉素是二战期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战场上最重要的救命药和战略物资，它的价值比黄金都要高。而为这项伟大发明，做出特殊贡献的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三位科学家，在1945年，三人也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弗莱明）
在那个年代，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些盘尼西林的。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再加上该药属于军事管制药品，市面上很难找到，只能在黑市上交易。
那时的盘尼西林，对于穷苦人家来说，几乎不敢奢求。即使是有钱人家，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每支盘尼西林也需要花费四块大洋；而到了战时物资紧缺时期，一根金条才能换一支盘尼西林。
所以，一些商家会利用地下交易，获得盘尼西林后，如同当今的炒房客一样，轮番爆炒后大发国难财。再加上战争中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速度惊人，在一些资本家眼中，只有黄金和盘尼西林才是真正保值的物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它的珍贵程度。
为了减少对美国盘尼西林的依赖，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而负责人，则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汤飞凡，他是中国第一位投身病毒细菌学研究的生物学家。
1944年末，汤飞凡和樊庆笙带领中央防疫处，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成功自主研制出青霉素。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设备，仍然不能实现批量生产。
（汤飞凡）
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重新迁回北平，在被日军破坏的原址上，白手起家建起了近万平米的中央防疫实验总处。有了场地，汤飞凡把青霉素的国产化提上了日程。他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青霉素实验生产设备，生产出和进口20万单位青霉素等效的产品。
有人曾经将原子弹、雷达、盘尼西林，说成是二战中对人类影响最深远，最伟大的三项发明。在它们中间，原子弹可以杀人，摧毁一切；雷达提供防空预警，可以保命；而盘尼西林，则可以挽救人类的生命。从这一点上来看，盘尼西林无疑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