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秦如虎豹环伺在旁，韩国也甘如羔羊任其宰割，完全不知奋发振作。
当权者懦弱无能，毫无作为，身为王室成员的韩非，对于韩国岌岌可危的处境忧心忡忡。可怜的韩非，被韩国人厌恶。
韩国国君却只想依靠外力解除灾难。韩非认为这样的做法，只会让韩国的国力更加衰弱。国君不思自强，当政大臣对外无所作为，对内又结党营私消耗国力。韩非心中满腔愤怒，他痛恨这些人的肆意妄为。
这些当权者能得到国君的信任而独揽大权，破坏法令又消耗国家资源以图一己之私，不仅朋比结党而且扩张势力，控制群臣百官的任用和升迁。长此以往，贪污腐化的现象会更加严重，哪怕是丑恶的罪行也可以被隐瞒下来。
韩非画像
这些人蒙蔽君主，花言巧语扭曲事实，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遗憾的是，国君没有本事治理国家，也没有能力管理属下。士大夫们为了当官不惜厚颜无耻地攀附权贵，我们都知道，原本“赏罚”是用来鼓舞人心的，但是奋力作战、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都十分贫贱，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却步步高升。
君主受到蒙蔽，下面的人不顾法制，随意乱行。在韩非看来，臣子之所以能拥有大权做坏事，是因为人主不明，是上位者不知回收权力的后果。
韩非剧照
所以韩非“数以书谏韩王”，他指出“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事实上，明君应该不露喜好之色，以免给予臣子逢迎巴结的机会；也不必表达意见，以免臣子标新立异。由此可见，君主只要依法办事，群臣百官便能各司其职。
明君一定要做到“无偷赏，无赦罚”。因为随便的奖赏鼓舞不了功臣，而轻易的赦罪却会使奸臣一犯再犯。所以只要立功，哪怕是卑贱的人，也一定要有赏；如果有过失，就算是亲近的人，也一定要罚。
但是，在那个“众人皆醉”的时代，韩王怎么能听得进韩非的话呢！那么，韩非与韩王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
如果韩非与韩王关系良好，他就不会感慨“劝说人主之难”了；如果韩非得势，又怎么会喟叹：“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一定是当时的大臣狼狈为奸，所以韩非才会说出那些兆头不好的话。
韩王听不进去韩非的话，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韩王无能为力，亦或是很早就与权臣们同流合污了。韩王面对韩非的上书充耳不闻，然而其所劝谏的内容，不仅是人主不爱听的，同时也是得罪当权势力者的话语。
韩非被韩国人厌恶，更有甚者将韩非视为“眼中钉”。所以在王安五年，秦国攻打韩国时，韩非曾被派到秦国去。在笔者看来，原因一则是秦王喜欢他，二则是韩国国内人的讨厌他，恨不得他消失。
韩非两千多年前说的话，至今仍旧引人深思从有君王以来，“君王是政治的主宰”就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是自周天子式微之后，权力下放到各诸侯国，国君如果又无能，就会出现“政令在家”的局面，以致“主上愈卑，私门益尊”，最后演变成“主失势而臣得国”。
韩非身处于纷乱的战国时代，深深地感到国家富强是唯一能立足于当世的条件。《韩非子》中所谈的富国强兵之道，以及韩非的满腔热血，一直希望能见用于韩王。遗憾的是，韩王只是一个庸碌的君主，对韩非的理论没有任何感觉。反倒是秦王兴致勃勃，并且十分赞赏韩非，因为其书中理论正与其雄心壮志不谋而合。
韩非师承荀子，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人性自为的观点，他以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为例，说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由“利”决定。如“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计之长利也”。
看看韩非两千多年前说的话，关于“生男生女”，至今仍旧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试想，平民尚且如此，更何况权力甚大的君王。
凡是有资格争夺的人，都会觊觎君位，以致君主与他左右的人关系紧张，甚至亲如兄弟也会兵戈相见，《韩非子·难四》云：“桓公五伯之上，争国而杀其兄，其利大也”；虽然爱如夫妻、父子也会望“君”早“死”，《韩非子·备内》云：“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
这一切都是因为君位本身潜藏着致命的吸引力。事实上，韩非所述当然不是一般的情况，而是适用于宫闱之中。他想要奉劝君主小心防范人的私心，要依法治众，才能使“奸邪无所容其私”，使君主有效杜绝这方面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