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所学校，培养出了2名诺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科学家。100多名人文大师以及174名两院院士。
这所学校只在昆明存在了8年零8个月，毕业生只有3343名。
这周末，最近身陷纪录片的文化君，
四处狂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宝贝！
纪录片《西南联大》
豆瓣评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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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吧，
如果你看了《无问西东》，
你应该对最后7分钟的彩蛋记忆深刻，
也应该对这座大学产生浓浓的好奇。
有人说，被这段百看不厌的历史，
承包了全年泪点。
“西南联大，心向往之。”
就是它，
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中国最好的大学。
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
都在这8年时间内铸成。
钱穆的《国史大纲》，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
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至今难以超越。
这八年，学术开出了片片芳华！
它的存在本身，
就足够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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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建立，有个风雨飘摇的前提
1937年9月，北平。
本该是一年一度开学季，
可北京城内却阴云笼罩。
日军占领了北大，
清华园成了他们饲养马匹的地方。
至于咱们天津的南开大学，更惨！
被视为反日基地，
在日机轰炸中沦为废墟，
几万册珍贵图书瞬间灰飞烟灭。
空袭后，
张伯苓指挥立即修复校舍、恢复课业。
有人忧虑：日军再来轰炸，怎么办？
张伯苓答：再炸，再修！
华北虽大，
却已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为了让高等教育的薪火得以传递，
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南开，
决定南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后来南京陷落后，武汉危急，
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继续南下迁往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得名，
开始了它空前绝后的8年传奇。
这所存在仅有8年的“最穷大学”，
挺起了中国文化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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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传奇的老师，最牛叉的学生
△校徽的三角分别代表原来的三所学校
三所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共同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领导校务。
我敢问一句，
这三个名字有人不知道吗？
张伯苓就读于新式学堂，曾留洋读书。在天津，他与教育家严修一起，创办了一系列南开学校。
而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蒋梦麟，曾任南京第一任教育部长。有人称，蒋梦麟是民国教育史中，仅次于蔡元培的第二号人物。蔡元培卸任后，他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带领其走向中兴。
张伯苓和严修的学生梅贻琦，则是清华大学校长。因年纪最小、清华实力保存最为完整……西南联大校务，他出力最多。
说梅贻琦是“一个时代的斯文”，
丝毫不为过。
张伯苓、蒋梦麟的“权力”让渡，
梅贻琦处理三校关系的不偏不倚，
给西南联大的奇迹8年，
奠下了第一份坚实基础。
有个故事，大家应该知道。
1937年10月的长沙，
一个“乞丐”，拉住梅贻琦的手：
“梅先生，我终于到了…”
梅贻琦看了半天，
认出这人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赵忠尧。
赵忠尧的怀里藏着一根铅管，
是中国当时唯一的50毫克镭。
北平沦陷后，他担心清华实验室仅存的50毫克镭被日军发现并抢走，便和梁思成潜入清华园将镭取走。
之后，赵忠尧千里走单骑，历经一个多月的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将镭护送到了长沙。
华北沦陷后，如果留在沦陷区，
要生存就难免要为日军机构服务。
陈寅恪放弃了前往英国免费治疗眼疾的机会，
夜奔昆明，宁可失明，
也不愿成为敌人的文化工具。
病床上的妻子唐筼对他说：
联大需要你，我这儿能行，你赶紧走。
与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
中文系教授浦江清，
徒步历时五个月，跨越八个省份来到昆明。
闻一多原本被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但他婉拒了。
妻子一听哭了：
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在一块儿……
闻一多说，
学校现在太困难了，太困难了……
不过就算这么困难，
西南联大的师资水平，
也是如今任何一个学校都无法达到的。
据统计，1941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和副教授，其中156位有留学经历。
全校各学院院长都是留学归来的博士，既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又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
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
冯友兰、沈从文、钱钟书、
吴晗、钱穆、费孝通、吴大猷（yóu）……
每个名字，都振聋发聩。
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
这是什么神仙国文系啊！！！
我们在这里，说说闻一多先生，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说，
闻一多先生讲课太美了，
美到身为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都要来听。
你也许觉得不稀奇，
但是你知道从工学院到文学院有多远吗？
穿过半个昆明城，
各位所以能想象到讲得多美了吗？
可惜文化君一个字儿都听不到！
联大的校园文化包容性很强，
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
多数的老师们上课也没教案，
想到什么讲什么。
右眼失明陈寅恪坚持九点到校上课，
古今中外旁征博引。
吴晗教《中国通史》，
潘光旦、费孝通教社会学…
理学院更是群星闪耀，
大师云集，叶企孙、陈省身、周培源……
当时欧美国家说：
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
美国，英国，中国昆明。
这话，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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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艰苦，坟场荒地上的“难民大学”
西南联大刚迁入昆明时的外号，
就叫“难民大学”。
学校的主校区选在一处坟场荒地。
宿舍房顶本来是铁皮，
因为经费紧张把铁皮卖了，
改成了茅草。
这些茅草房是梅贻琦邀请，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专门设计的，
但是苦于没钱，
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根本无法实施，
梁思成被改到没脾气。
“小、挤、脏、乱”，
是杨振宁对宿舍的最深印象，
40多人挤在一栋小小的茅草房里。
（其实远处看，还可以还可以…）
除了远观，剩下的可就太惨了，
宿舍里没有灯，
只能借着窗户的光看书。
洗澡？不存在的。
更可怕的是臭虫还特别多，
咬得让人无法入睡。
食堂的饭被学生调侃为“八宝饭”。
哪八宝呢？
红米、稗子、谷子、麸皮，
石头子、老鼠屎…
即使是这样，也要抢着才能吃饱。
因此，西南联大的学生，
尤其是男孩子们，
便采用了一种特别的盛饭形式——“飞碗”。
先盛半碗，迅速吃完后立马再盛一碗。
女生们因经济拮据，就选择吃胡萝卜。
吃着胡萝卜聊诗词，
是当时再常见不过的事情。
老师们，条件也是一言难尽…
昆明街头的乞丐圈甚至还流传着一句：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学校给老师们租了一座院子，
上下楼各住几户人家。
华罗庚从英国留学归来，
一家六口没地住。
闻一多仗义的说：不如来我这挤挤吧。
就这样，
两家十几口人挤在不足20平米的厢房里…
△闻一多一家在昆明
为了维持生计，
联大的教授们是真的很拼了！
梅贻琦的夫人卖米糕，
冯友兰的夫人在家门口支口锅，卖麻花。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街上摆摊卖凉茶。
吴大猷为了给妻子治病养起了猪，
甚至化妆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牛骨来熬汤，
一边照料妻子一边写书。
闻一多也干起了手艺活——治印，
刻一枚章就够全家几天的生活费。
工科的赵忠尧则比较高级，
自己生产肥皂，自产自卖。
尽管艰苦，但老师们都懂得苦中作乐，
休息时经常一起打牌。
朱自清牌运不太好，他在日记里写：
“打桥牌，我老是输，甚灰心”。
（甚是可爱啊哈哈哈哈）
其实生活条件艰苦好克服，
真正难的，是每日的提心吊胆，
时不时的大量轰炸。
历史系雷海宗教授上课有个习惯，
每次课前先问学生：
“我上次讲到哪里了？”
学生提醒后，在开始讲
有一次，他问：我上次讲到哪里了？
一位女同学翻开笔记，说：
先生，您上次最后一句说的是，
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说着挺逗的，但真的不是段子，
躲避空袭是那几年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
但轰着轰着，咱们西南联大的师生，
轰出了经验，调整每日授课时间。
一次轰炸的中心，
恰恰是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暂住的地方。
金岳霖写书太过投入没有躲避。
轰炸过后，陈岱孙马上跑回学校，
看见金岳霖站在教学楼门口，
手上还拿着笔。
后来为了避免书稿遭遇劫难，
每次防空警报响起，
他就抱着书稿往郊外跑，
一边躲避空袭，一边修改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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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写的人，才有大学
联大纪念碑上有一份
“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
共有学生834人，14人为国捐躯。
钱穆搬到山上，白天写《国史大纲》，
晚上研究《清史稿》。
吴大猷把实验室搬到郊区，
病重的妻子就躺在实验室的仪器旁边。
金岳霖也搬到郊外，
常常早上五点半出发，
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
可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
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
吴宓以课堂讲义为基础，用英文写作《世界文学史大纲》。
蒋梦麟利用躲避空袭的间隙，完成了《西潮》。
汤用彤写成了《中国佛教史》。
赵九章完成了《大气之涡旋运动》。
周培源完成了《湍流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年后，西南联大北返平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西南联大几千名毕业生，
成为建构起中国各行各业中流砥柱的脊梁。
那时候流传着一句话，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
这群师生早已为它做了最好的解释。
宁折不弯的傲骨，学富五车的先生，
意气风发的同学。
就像《无问西东》里说的：
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
缺的是从自己心底里给出的，
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无畏、自由和真心，永远都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