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考古无法证实夏朝存在，当然不代表夏朝绝对不存在。
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的定性为“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不需要广泛列举谁认为存在、谁认为不存在，长篇大论意义不大。这其实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谁的观点都要经过逻辑验证。我尝试用最简洁的句子说清楚：
1、文献记载中的夏朝。我们所知的夏朝事迹，是文献记载的夏朝，即是周人心中的夏朝，而不是夏人、商人心中的夏朝。既然只是周人心中的夏朝，就不等于夏朝真实存在过。我们不能说周以前夏朝不存在，但是至少可以说存疑。正如顾颉刚先生说的“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2、甲骨文中有关的字。“夏”字的存在尚未得到共识不论，而如“杞”“后”“姒”这些字，即使是广泛认可存在的，是否能代表与夏朝有关系是存疑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靠周人的记载去佐证他们，而不能就卜辞本身得出结论。如我们熟知的“司（姒）母戊鼎”（或释为“后母戊鼎”），其含义不管是宗教的祭祀、是政治的掌管，明显都与夏朝无关。而“杞”是何族属当然也尚存在疑问。
3、二里头的问题。二里头作为没有文字流传下来的文明，当然也不能证明二里头就是夏朝。尽管二里头文化与文献中的夏朝在时间、空间存在一定重合（其实存在不小争议，自59年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后近20年被主流观点认为是商都，70年代后期邹衡提出夏都说才逐步取代商都说，但今天仍有不少考古学家提倡商都说），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城市主干道网、车辙、官营手工作坊区、青铜礼器群等等），但欠缺的仍然是“夏”这个族徽标记。
4、综上，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二里头是当时中国领先的文明，如果参照殷墟为“商朝”的标准，或许可以称之为“朝”，但族属还是无法确定。其实我们不需要计较夏朝是否存在，也不需要揣测外国人包藏祸心。这二里头文化以及更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毫无疑问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就像许宏先生说的一样“肇始于二里头文化，以祖先崇拜为内核，重王权而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中原礼乐文明……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体”。
5、至于周人为何要命名“夏朝”，这里画蛇添足谈一点看法。夏本身有“大”的意思（《尔雅》），所以周人在周初自称为“夏”（《尚书·康诰》《尚书·君奭》），无非是夸耀自己强大，并据此构建出来一个“夏朝”。而又因为“夏”“下”通用（《天问》夏民即下民），故作为西周人心中最古的天神——“敷下土方”的社神大禹，便顺理成章和夏朝联系起来，成了夏朝的建立者。顾颉刚先生不否认夏朝存在，但也认为夏朝和大禹关系是后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