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与之决裂的人不少，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位，以至于很多喜欢鲁迅的人都讨厌林语堂。在一个饭局上，几位广东作家讲粤语，林语堂故意开玩笑，说了几句英文。鲁迅极为不悦：“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此话一出，场面极其尴尬。
两人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底。北新书局老板特意宴请鲁迅，林语堂也在座。席间，老板说鲁迅的一个学生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也附和了一阵。鲁迅顿时火冒三丈，“直斥之，彼方争持，鄙相悉现”，两人连“畜生”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通过朋友的疏通，鲁迅后来也明白自己误会了林语堂，两人有过和解。1934年，林语堂放弃《论语》半月刊、创办《人间世》，鲁迅还曾参加了庆祝宴会。然而，长期埋藏在心底的隔阂不会轻易消失，不久，两人再度闹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很少人知道，鲁迅与林语堂曾经非常亲近。1925年，女师大事件爆发，同为北大教授的鲁迅和林语堂发声批评军阀的残暴，同情、支持学生的抗争。当年年底，鲁迅两次写信向林语堂约稿，彼此开始了交往。林语堂发表了多篇文章抨击专制政治，与鲁迅相呼应。
1926年1月，林语堂又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题为《先生打叭儿狗图》—图中的鲁迅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林语堂由此得罪了当权者，不时有军人打扮的人在他家门口溜达，美其名曰“保护”，实际是监视。其时，报纸上流传着一张北洋军阀政府准备通缉的名单，林语堂、鲁迅都名列其中。林语堂生性有些胆小，在友人家躲了三个星期后，赴厦门大学执教。稳定下来之后，他又邀请鲁迅同去厦大工作，鲁迅痛快地接受了邀约。1927年后，林语堂、鲁迅又先后来到上海，两人也曾多次见面。
其实，鲁迅与林语堂在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鲁迅是坚定的爱国者，林语堂也有着浓郁的家国天下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期，林语堂虽然提倡幽默小品，却从未忘却现实的风雨，认为面对国难，决不能奴颜婢膝、弯下脊梁。1936年初，在赛珍珠的反复邀请下，林语堂全家赴美，仍不忘时刻关注国家命运。他写《京华烟云》就是为了“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并发表《中日战争之我见》等文章，指出中国必胜，号召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他还夫人出任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救济会副会长，为抗战募捐、收集物品；1940年5月，他在重庆购入一所房子，后将房子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所以，鲁迅与林语堂分道扬镳不是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从小饱受他人的白眼，性格比较激烈，对什么事看不惯就加以炮轰；林语堂出身于传教士家庭，并未受过太多的歧视，性情比较温和，待人和蔼。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就是“鲁迅诚老而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加之鲁迅晚年转向无产阶级文学，而林语堂则喜欢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之类，性格、文艺观上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他们的隔阂。所以，喜欢鲁迅的人不必讨厌林语堂，喜欢林语堂的人也不必排斥鲁迅，毕竟他们的爱国心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