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8日下午，一列从大连开来的专列缓缓停靠在长春火车站一号月台。站台上到处是日本宪兵队持枪警戒，外围是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长袍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太阳旗，口喊万岁。还有许多摄影记者围前围后。
这时候，周围军乐声大作，人们的呼叫声此起彼伏。车门打开，一个戴着墨镜，头戴礼帽，身披呢子斗篷，脚穿一双高筒皮靴的瘦高年轻男子在一帮人的簇拥下走出车厢。他的身旁，是一名身着旗袍，外加一件狐皮领呢子大衣的女子。
与那些整列相迎的人群，以及礼炮、仪仗队之类相比，站台一侧扯起的一面大旗吸引了男子的目光，只见旗子上面写着“吉林八旗旧臣迎大清宣统陛下”几个大字，旗下跪了黑压压一大片穿着长袍马褂的人，他们中间竟然有许多口喊“皇上万岁”。他身边人告诉他：那些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已经盼了20年了，听到这番话，男子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一天堪称长春火车站最热闹的一天，但这却是不折不扣的一幕闹剧。那名瘦高的男子，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那名女子，就是婉容。这次溥仪来到长春，先是就任“满洲国”的“执政”，一年多后的1933年10月，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菱刈隆通知他，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
溥仪不惜认贼作父，就是为了圆自己虚幻的“大清皇帝梦”。由此踏进日本人设计的陷阱中，走向背叛祖国、违背祖制的道路。而他自己，自此也成了“笼中天子”和日本人的傀儡。
这已经是溥仪人生中的第三次“加冕”了。这次为他加冕日本人，才是他的真正主人。在年号、邮票等这些无关紧要之处溥仪还能动动小心思，在其他方面，溥仪可就无力回天了。

身着“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不许穿龙袍
经过一年多屈辱的“执政”生涯，溥仪也知道所谓的“皇帝”，仍然摆脱不了日本人玩偶的角色。但听到称帝这个消息后，还是有点心潮澎湃。他定年号为“康德”。“康德”取“康熙”年号和光绪皇帝“德宗”的庙号，显然溥仪还在幻想能像康熙一样有一番作为的。但筹备登基的过程中，无情地现实就浇灭了他那点希望的火苗。
溥仪首先想到就是准备一套龙袍。一件荣惠太妃保存了22年的龙袍是光绪皇帝生前穿过的，溥仪一直带在身边。但一盆冷水马上就泼了过来，日本关东军明确地告诉他，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并不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因此溥仪不能穿清王朝皇帝的龙袍，而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皇帝“登基”前需要祭祖，沈阳有北陵、东陵，还有新宾永陵，当溥仪提出要去这些地方祭祖的时候，被关东军果断拒绝。他只能来到长春郊外的杏花村，这里临时用土堆起了一个祭坛，在这个简陋的土台子上面向天神行了三拜九叩大礼。“告天即位”的仪式结束后，溥仪便极不情愿地脱下了刚刚穿上的龙袍，无可奈何地换上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然后在勤民楼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
为纪念“登基”，“满洲国”还决定发行纪念邮票。溥仪中意的图案是“龙凤呈祥”，这是皇族的传统纹饰。邮票草图画好后，溥仪将其报请伪满洲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审批。没想到驹井德三看后勃然大怒，不同意出现“龙”的形象。于是溥杰向溥仪建议修改为“凤凰齐飞图”。溥仪只能动点小心思，经过一番苦思冥想， 溥仪找人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图案——“龙鳞纹”，但溥仪又不敢明说，只是告诉驹井德三这是“波浪纹”防伪水印，驹井德三也没想太多，就稀里糊涂的让“龙鳞纹”水印纸通过了审查。这套邮票在1934年3月1日溥仪“登基”当天发行，而能够让“龙”这一中国帝王的传统象征以如此隐秘的形式出现在邮票中，也算是溥仪机关算尽了。

1934年3月1日伪满皇帝溥仪“登基”大典时颁发的纪念章。纪念章直径3.5厘米。正面上方嵌金兰花御纹章，中间为“帝出乎震”4字，两侧刻有对称的凤凰图案
控制溥仪的“电线”
事实上，溥仪就是关东军操纵下的提线木偶，而直接操纵这个木偶的就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帝室御用挂”是一个特别的官职，负责监视、控制、指挥溥仪。首任“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对溥仪如影随形，溥仪不但无法摆脱他，而且不敢有任何怨言。溥仪曾描述自己的感受：“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从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一次‘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任务，我便在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势力’的决心。”日本人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吉冈必在报告所谓的“战果”之后，让溥仪与他一同起立，朝战场的方向鞠躬，为战死的日军默哀。对此，溥仪都一一遵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伪满的“宫内府”设有日本宪兵室，所有进出“宫内府”的人都逃不过日本宪兵的监视，溥仪的一切行动均受到限制。七七事变后，限制更为严格，溥仪要会见的人必须列出名单，由关东军核准之后才能会见。会客时，除近亲族人准许谈话之外，其余人只许行礼，不准谈话。会客时必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应”。此外，溥仪与外面来往的信件都必须由“宫内府”的日本人官员先行检查，再经吉冈安直核定，才能送到溥仪手中。
1942年3月9日是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为扩大在南岭运动场举行的纪念仪式，溥仪将颁发“建国十周年诏书”。此前，吉冈安直对溥仪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满洲国’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盟邦、友邦，应该称作亲邦。”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居然把“总理”张景惠和各部“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讲解要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溥仪颁发“建国十周年诏书”之后，随即写了一封“亲书”，任命张景惠为“特派大使”到日本去“谢恩”。从此，溥仪正式成为日本的“儿皇帝”。随后，伪满洲国在日本的宣传下，喊出“第二次建国”的口号。所谓“第二次建国”即指“日满韩一体”。

溥仪（右）“登基”前在长春郊外身穿龙袍，在杏花村举行祭祖仪式。但在祭拜仪式后，溥仪便脱下龙袍，穿着“大元帅”礼服返“宫”
“含满了无耻的眼泪”
不过，当上“皇帝”的溥仪出门还是有些排场的，前有军警“净街”，后面有随从和警戒。出门前一天，军警宪兵还预先逮捕所谓的“可疑分子”，广播电台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起驾出宫”，人们弯下身子，乐队奏所谓的“国歌”，显然，这套礼仪是仿照日本天皇的办法。关东军每年都要安排溥仪到外地去巡游一两次。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想必在这种时候，溥仪还是很得意的。溥仪真正自我陶醉的巅峰应该是在他1935年4月第一次访日的时候。溥仪的这次日本之行是由日本关东军安排的，是为推进“日满亲善”而“以躬示范”，向日本天皇表示效忠。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借此进一步地巩固它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并为扩大对华北和全中国的侵略制造精神的和物质的条件。
溥仪此次访日，日本皇室和政府始终是按接待外国元首的最高礼节迎送的，溥仪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日本出于加强对伪满殖民统治的需要，也对溥仪的这次造访极为用心，在访问期间“陪吃、陪喝、陪玩”。溥仪后来承认，离开日本的时候，他的两眼居然“含满了无耻的眼泪”。
溥仪访日期间，在东京待了9天，又先后访问了京都、奈良和大阪等地，除了应酬就是游览观光。在访日的最后一站，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来到溥仪面前，假装十分谦恭地说：“卑职拙见，圣上回国后应发表一篇诏书，不啻感谢日本帝国的援助，也把这种精神昭告于满洲人民。” 溥仪听后也不敢提出异议，回到“首都”后，就下令“国务总理”郑孝胥拟写一篇“访日诏书”，并请日本人过目。当郑孝胥把拟就的初稿进呈上时，“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提出应该添上“依存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并建议由溥仪亲笔增改。郑孝胥觉得“依存”二字不像中国话，建议改成“依赖”。这样，所谓的“回銮训民诏书”就出笼了。
“回銮训民诏书”被奉为伪满洲国的第一诏书，成为日本人借伪满政权推行奴化教育的帮凶，而且也成了用来镇压反抗的司法根据。此后，东北人民任何形式的对抗都会被当局冠以“违犯诏书某某条款”的罪名而遭治罪。甚至到了1945年5月，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日本还要最后放手一搏，竟厚颜无耻的发行了一枚“皇帝诏书十周年纪念”邮票。

1935年4月，溥仪（坐右）第一次访问日本时，与裕仁天皇（坐左）同乘，前往代代木练兵场。日本出于加强对伪满殖民统治的需要，对溥仪的这次造访极为用心，溥仪后来承认，离开日本的时候，他的两眼居然“含满了无耻的眼泪”
为迎接亲爹向日本人道歉
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看守下，这位“笼中天子”被闭锁在长春东南一隅的高高围墙之内，表面上这里是溥仪的“宫殿”，实际上这里是一座范围不大的豪华监狱。溥仪一天到晚非常清闲，伪满所有的事务，都在关东军的指导下进行，溥仪只需要在日方准备好的文件上写一个“可”字。
刚当“皇帝”的时候，溥仪还想励精图治，做康雍乾那样的皇帝。他每天早起，到“勤政楼”里“勤政”，但溥仪没有实际权力，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国务总理”郑孝胥背着溥仪跟日本人进行私下交易，溥仪很生气，打算换掉他，日本人不同意。但郑孝胥偶尔发了一次牢骚，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传到日本人耳里，才被张景惠替代。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又为伪满洲国成立前“旅顺请愿代表”之一，是伪满“建国元勋”。溥仪深信他的忠诚，还将四妹许配给他的儿子。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各省省长”会议，当时担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在会上发言说自己“在兴安省‘有职无权’，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结果便因言获罪，立遭逮捕，并被关东军扣上“反满抗日通苏”的罪名，于当年4月19日被处死。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强行让溥仪解除婚约，还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杀一儆百。”
虽贵为“皇帝”，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信被处死。更窝囊的是，还发生过溥仪因为迎接自己的亲爹要向日本人道歉这样的事情。

溥仪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1934年7月，溥仪由“执政”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后不久，父亲载沣等人来长春看他。溥仪派出“宫内府”护军，由佟济熙率领，到长春火车站列队欢迎。结果，第二天，关东军司令部派人以日本“大使馆”名义向溥仪提出抗议：“铁路两侧是‘满铁附属地’范围，除日军外，任何武装不准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