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公元1215年—公元1294年),即元世祖,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笫四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忽必烈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215年9月23日),生于漠北。童年时代正是蒙古民族发展壮大、征战不断、影响极盛的时期。战争的环境熏陶了他度量弘广、志于伟业的性格。其父拖雷是一个智勇兼备的战将,在攻金战争中屡立功勋。其母唆鲁禾帖尼是一位广交学士、才智出众、颇有声望的人。

忽必烈在其祖父、父母的影响下,好习文练武、讲求治道,

“思大有为于天下“。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其祖父成吉思汗曾在诸子、众臣面前夸奖他出言谨慎,

“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有如我在生之时。”

的确,在忽必烈一生中,尤其在当政的三十五年间(公元1260——1294年),改革弊政,统一全国,平定诸王之乱,加强中央集权,奖励农桑,开发航运,为促使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推动我国农业、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之一。

忽必烈既是一位明智的封建帝王,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对后来兵家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远程奔袭、出奇制胜、水陆并用、前后夹击等战法更为后人所乐道。

一、广釆众议,集中群僚智慧。

忽必烈很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众议而后行。每次军事行动以前,他都召集部将一起研究,让大家充分发表见解,然后综合正确的建策,提出行动方略。在进攻南宋时,正由于他重视釆纳刘整、姚枢、阿里海牙、阿术等人的意见,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故能正确及时地改变前人战略,选定襄、樊为攻宋的突破口,迅速打开灭亡南宋的大门。

另外,他对于部属提出的不同意见,能加以冷静考虑,以部将的正确意见来修正自己原先的决定。1275年夏,伯颜接到忽必烈暂停进军的命令,提出不同看法,要求乘胜南进。忽必烈没有以权自张,固执己见,而是及时地改变了决定,表现了军事家宽宏大度的胸怀。

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几年南征锻炼的元军已适应了南方地区的作战,乘胜南下是正确的。

二、善于挥军远程奔袭,正确处理两线作战。

善于奔袭乃是蒙古军长期征战的一大特点,忽必烈卓越的军事才能之一就是能充分利用和发扬蒙古军队的这种特长。鉴于蒙古军正面进攻南宋受挫的情况,他向蒙哥汗提议,釆取大迂回方略进军云南。他亲自率军穿过荒无人烟的川西草原,跨越天候恶劣的崇山河谷,如天兵而降,突然出现在大理城下,一举攻下地势险要的大理国都,创造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孙子说过,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可以说,忽必烈常以此战法夺取战役的胜利。1287年平定叛王乃颜的军事行动就充分体现了忽必烈具有挥军自如、出奇制胜的高超军事才能。另外,忽必烈还能沉着地对付两线作战。在其即位以后,多次出现南北同时需要用兵的危局。面对这种危局,他总是以部分兵力牵制一面,集中大部兵力先解决主要方面,然后回师聚歼次要方面敌人,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三、重实施招抚政策,以分化、攻心为上。

历史上有作为的军事将领,多重视实施招抚政策。作为出身于北方游牧部族长期生活在“武功迭兴”的社会环境中的忽必烈,能跟上形势的发展,改变其祖、父、诸兄的屠掠政策,强调以攻心为上,实是他在军事方略上旳重大进步。早在治理漠南汉地时,他就严禁妄杀,《牧庵集》载：

“去污以清政”

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

攻宋战争的实践使他进一步明确了推行招抚政策的重要,《元朝名臣事略》记载他

“每有征战,必谕以不杀”。

当丞相伯颜受命统军从襄阳出发攻宋时,《元史·伯颜传》记载忽必烈特地嘱咐说:

“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也”。

正由于他采取了这一正确的宽待俘虏政策,投诚者接踵而至,连很有影响的南宋将领刘整、吕文焕等人也倒戈降元,并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正由于他始终注重实施攻心为上、分化瓦解的策略、故能置阿望不哥、海都、乃颜等叛王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逐个破之。

四、重视吸收先进技术,增强部队战斗力。

忽必烈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懂得了运用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尤其对于能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先进技术,更能及时吸收。为攻襄阳,他遣使去西域请来工匠制造回回炮、并亲自监督试炮后送至襄阳前线。他听到南宋降将刘整提议应提高元军水战能力、夺南宋之长时,当即下诏,建立水师,造船练兵,改变了元军不善水战的状况。

实际上,忽必烈自即汗位起就很重视接纳能工巧匠,吸收先进技术。《元史·世祖纪一》记载1260年4月,他就曾

“遣帖木儿、李舜钦等行部,考课各路诸色工匠”,

选用有能力的技术人员。后来,随着经济、军事发展的需要,他又多次征调工匠到中都制炮造船。忽必烈对于具有技能之人,不分国籍宗教,不论地位高低,均加重用、庇护。从而不仅集中了大量的国内能工巧匠,而且录用了不少外国人员，正是人才济济,促进了军事形势的进展,也推动了经济、交通的发展。

五、军纪严峻,赏罚分明。

严峻的纪律乃是历代凡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共同特点之一,而作为统率军队的将领对部属能做到赏罚分明又是确保军队养成严格纪律的重要因素。忽必烈在这方面也常为后来兵家所称颂他一贯强调军队的纪律,早在治理漠南汉地时,就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使军纪肃然。1252年他率军远程奔袭大理时,环境如此困难,地形如此复杂,如果没有严峻的纪律作保证,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在每战取胜后均进行犒赏,就是对来降人员或罪犯也同样是有功者赏之。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为增加襄樊前线的兵力,忽必烈开契丹诸狱,将罪犯遣去攻宋，规定“有功者赏”。后来,这些“罪犯”有的在灭宋战争中冲锋陷阵,成了挥军数万的战将。而对于违反军令者该罢的罢,该斩的斩,毫不姑息。当然,也不是妄加处罚,《元史·世祖纪一》记载他曾下令,

“军中犯法,不得擅自诛戮,罪轻断遣,重者闻奏。”

由于他对军队将士赏罚分明,故元军纪律严峻,士气高昂,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元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今北京)紫檀殿,终年八十岁。同年五月,被其孙成宗铁穆耳尊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综观忽必烈的一生,他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所谓“思大有为于天下”,只不过是为了建立、维护其统治权益而已。特别是他统一全国以后,不顾国内财政紧缺、民众思安的现实,继续兴师动众,多次向邻国发动进攻,多遭失败,劳民伤财。为了应付对外战争,他重用阿合马、桑哥等“敛财”之臣,强征暴敛,更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如何评价忽必烈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史学界各有所见。忽必烈一生的功应大于过,他仍不愧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尤其他那在戎马生涯阿忠形成的卓越的用兵之道，丰富了我国光辉的军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