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官僚徐世昌曾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在光绪和慈禧先后驾崩后，清朝进入了最后的宣统时代。因皇帝年幼，太后无权，清朝的朝政实际上由一帮年轻的亲贵所把持。
这些年轻的“小爷们”既无老臣的老成持重，也不具有年轻人的前瞻视野，最终带领大清走向了灭亡的道路。而其中为首的，则是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清朝兴于摄政王，也亡于摄政王，给人以天道循环的感觉。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衮南征北战，是大清王朝的奠基者，而经历200多年后，新的摄政王载沣远没有先祖那样的见识和能力，却被强行推上了历史舞台，去肩负他承担不起的重担。
实际上，早在被任命为摄政王之前，载沣已经表现己不想承担这样的重任。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慈禧临终前，准备封载沣为摄政王，待自己去世后监国摄政，载沣听闻后叩头力辞，被慈禧痛斥道：“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
因载沣本身对政治不太敢兴趣，所以在上位之后，不出意外地出现了怠政的情绪，比之此前的同治和光绪帝更甚。在宣统登基之初，载沣尚且还有些许兴致来批阅奏折，但时间一长，又犯了从小养成的富家公子哥儿毛病，批复奏章十分随意。
有时候交给各部处理的事项，下面官员没有及时办理或汇报，载沣也不再过问，如同忘了一般。这种纵容也进一步助长了下边官员们得过且过的不良风气。
我们之前讲到，清朝的道光皇帝也面对过奏折太多，批阅不完的难题。当时道光的办法是在奏折里挑别人的小毛病，只要书法不规范，或写错一个字，就会重重处罚上奏之人，吓得大家都不敢上奏，以此来减少奏折的数量。而载沣的办法更加取巧，基本上无论什么奏折，到他手上的批复都是四个字：“著照所请。”
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皇帝对待臣工上奏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有时候即便是很小的一件事，皇帝都会在奏折末尾批上自己的意见，其中雍正最为勤政，有时候一个批复都要写上几百上千字。而针对某件事颁布诏书，都要讲清楚办什么，如何办理，为什么要这样办理，这样臣属们对皇帝的要求就非常清晰，政令就能更好地贯彻。
但在载沣这里，无论下边提出什么请示，批复的意见大概率就是“著照所请”，也没有其他的指示，这就使得请示的人对朝廷的真正想法摸不着头脑，难以放开手脚办事。
比如有一次，浙江巡抚增韫给朝廷上奏，请求任命王丰镐为浙江交涉使，载沣也只在奏折上批复“著照所请”。当时交涉使为正三品官员，任命这样的大官，竟没有一个正式的委任状，只在奏折上批复个同意的意见，可见载沣对朝廷政务儿戏至此。
载沣的这种做法，给了一些有心人投机取巧的机会。比如慈禧和光绪的丧礼办完后，当时清廷的民政部上奏，请求奖励在丧礼中出力的一百多名官员，而礼部也上了一道同样的奏折。像这种情况，属于重复邀赏，一般只批其中一份。而载沣在两份奏折上都批复“著照所请”，被这些人给蒙混过关。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看到朝廷这样处理政务，感叹如此大清焉能不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