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sōng）焘（tāo）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

郭嵩焘：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在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于当晚12点准时起航，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的外交历程，从此开始了。但是，他的出使并不是一件现代意义上的单纯的国家外交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带有请罪性质的：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郭嵩焘当时的内心世界会是什么样，但是肯定不会像今天的外交官出使英国一样，带着微笑，去迎接来自唐宁街10号的鲜花和美酒。前有列强的欺凌，后方也不平静，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挖掉他的祖坟。这对于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能猜得出来。

长期以来，郭嵩焘都是处在一个被人遗忘的状态，虽然都是同光时代的知名人物，但是远不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显赫，数据也相对稀少。当年蒋廷黻研究外交史，后来又做外交官，对他的湖南乡贤郭嵩焘推崇备至，一直希望有人写一本郭嵩焘传，后来郭廷以及其近代史研究所的弟子们编成《郭嵩焘先生年谱》(1971)，直到上世纪90年代，汪荣祖先生才写出了这本真正意义上的郭嵩焘心灵史。

作者主要依靠丰富的日记资料来写郭嵩焘一生的生活史，如果没有日记，就无从写出郭氏江南与鲁东之旅的细节，更写不出近乎小说般的描述：“郭嵩焘一行乘火轮车(即火车)于暮色中抵达伦敦，然后换乘马车，约一小时到达新城东南的波克伦伯里斯(Portland Place)四十五号使馆兼官邸”(见第十九章)，也写不出郭公使觐见维多利亚女皇的过程。日记还能透露难得一见的人际关系，例如郭嵩焘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来往之密切，对刘锡鸿的深恶痛绝和难以释怀，与青年严复相知之深，对晚辈亲家曾纪泽的遗憾，以及老友左宗棠“欺凌”他的刻骨铭心，都生动地呈现出在道、咸、同、光时代一个有血有肉人的感情世界。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便利用公务闲暇，悉心考察英国政治。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运作的实地考察，郭嵩焘逐渐摆脱了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在英国，他不仅敢于考究西方的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点。

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郭嵩焘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千余年不败的原因。

壮志末酬的“洋务”先驱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下三点：穿了洋装、见到英国国王竟然起立致意、听音乐会拿节目单入场。可笑至极！就凭这几点理由和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郭嵩焘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洋务”主张

一、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强烈批评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军事的观点。

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通过研读西方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的译著，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远非“蛮夷之邦”，而是比清王朝更先进的文明国家。因此，他非常赞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认为其思想是“议论乃以卓绝天下”。

但郭嵩焘的主张与魏源的师夷观又有所不同，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是指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军事技术，而郭嵩焘则认为西方的军事技术虽先进但有本末之分，应当予以全面学习方为上策。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廷的一部分官僚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兴办军工厂以抵御外敌入侵，从而达到“求强”之目的。这些有远见的官僚即为洋务派，其代表人物有奕欣、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当时洋务派提出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的主张遭到了不思改革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作为洋务派思想家的郭嵩焘又进一步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然更为顽固派所不容，遭到了他们的诟骂。虽然郭嵩焘与洋务派在“师夷”问题上观点一致，但他的思想比洋务派要激进得多。郭嵩焘“求富”的主张更加明显，并对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主张提出了批评。

1875年，郭嵩焘明确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观点。洋务派认为“坚船利炮”是西方各国强盛的主要原因，主张购买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用以保卫和维护清王朝的安全和统治。

郭嵩焘认为仅靠“坚船利炮”非但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反而会导致“自蔽”。那么，应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谋求近代中国的富强?郭嵩焘是这样说的:“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弊，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

他认为向西方学习，首先要从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

1876年郭嵩焘在出任驻英大使期间，亲身考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文明，更坚定了他出国以前就形成的全面学习西方的观点和主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郭嵩焘再次强调学习西方，不单是军事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冶铁、采煤、铁路、对外贸易、电报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法律和新式教育等方面，并且用日本在伦敦留学者单纯学习军事方面的人数最少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盖兵者末也，各种创造皆立国之本也。”

他认为西方军事上的强盛是建立在采矿、机器制造、医学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基础上;对中国来说，这些条件与基础都很差，故单纯学习军事技术的观点，只能落个“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的可悲境地，并建议将清朝廷派到欧洲学习军事技术的30多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

同时，郭嵩焘建议各省多派官费留学生赴西方各国研究实业，为富国强兵打下基础。

遗憾的是郭嵩焘的这些主张和建议没有被清朝廷所采纳。当然，洋务运动是清朝廷在面临“千古奇变”的危局下兴起的一种自救运动，无论是初期的“求实”，还是后期的“求强”兼“求实”，以及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其目的都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只是在所采取的措施及方法上有分岐。显然，郭嵩焘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较洋务派思想更先进了一步。

二、坚持“本末论”，主张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

郭嵩焘主张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他在1875年奏折中说:“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自强。”“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

郭嵩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不在于制器造船，而在于“朝廷政教”。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不具备效法西方各国“朝廷政教”的客观条件，只有先学其“制器造船”与“先通商贾”之类的“末”，并以此作为将来效法西方政策的基础。显然，郭嵩焘认为洋务派改革不能仅停留在“制器造船”和“坚船炮利”阶段，而应继续深入学习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

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内容涉及面较广，郭嵩焘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国富国之术，尚学兵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他将西方各国的“通民情”列为西方各国的立国之本，并视之为是中国应当取法的长处。

1876年12月，他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铺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千年可矣;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大量的史料表明，郭嵩焘在出使西欧以前，就已认识到西洋各国均以“政教为本”，并将其“通民情”作为中国应当效法的的长处。在出使英国后，虽颇关心欧洲的科技文明，但更关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而且能从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探寻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

郭嵩焘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中国封建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西方各国君民上下沟通国势日臻富强，确有中国古时三代遗风。而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视君民之间为恩赐与被恩赐、训诫和被训诫的关系，其结果使国势日益衰弱。

因此，郭嵩焘对英、法等国的民主状况有亲身的感受，且非常赞赏。

他在出使日记中写到:“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未有闻焉。”

同时，郭嵩焘对清朝廷的独裁专制统治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君民关系根本对立，难以同心，因而君民、官民共事难以成功，再加上吏治腐败，士失其职，从而造成了“上下之情隔已甚”的局面。清朝廷倡办洋务，首先应理顺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改变近代中国君民相互隔绝、互相掣肘的关系，从而使君民、官民万众一心，为国家富强出力。

郭嵩焘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进一步研究英国、法国形成社会良好风气的根本原因。

他经过大量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才使得君民上下之情沟通经常化与法规化，从而使英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

他在日记中写到:“推原其(英国)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政之义，设买阿尔(指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辩此者鲜矣。”可见郭嵩焘所要师法的西洋立国之本，无疑是君主立宪制。

他肯定了英国以“巴力门(指议院)和“买阿尔”(指民选市长)为特征的君主立宪制度，否定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郭嵩焘大力赞扬和肯定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时也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1877年，王滔虽然已涉足英伦三岛，但却没有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如此深刻的研究。即使后来成为维新派领袖人物的康有为也只是在这之后的两年，才有了“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之”。

洋务派思想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郭嵩焘感到:中国君民上下之情严重阻塞，认为只有首先在中国确立如西方各国“通民情”的立国之本，才能富国强兵。

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提出的本末论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更为进步，更接近维新派的思想，那种认为郭嵩焘“本末论”仍是冯桂芬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提倡发展工商业，主张商民自办近代工商业

在郭嵩焘看来，首先要先效法西方各国的工商业技艺，为进一步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基础。

所以他主张扶植中国民族资本家，让他们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1875年，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了四项振兴国家经济的措施，将“急通官商之情”列为首条，鼓励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

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政策，不仅国家和商民都可获利，而且能增强海防和江防的防御力量，使商民为国家的安全尽力尽责。

既然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很大的好处，那么近代中国应优先发展哪些工商产业?通过何种途径发展工商业?郭嵩焘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

他认为，对中国近代而言，应该优先发展对外贸易、轮船、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且指出允许商民自办是最好的途径。西洋各国工商业的繁荣发达，都是商人自办的结果。中国要想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走商人自办的道路。郭嵩焘看到当时华商比附于洋人的现象，他说:“往闻粤商伍怡和、吴健章及籍隶宁波之胡墉、杨坊，号称巨富，皆有轮船，经营贸易遍及西洋诸国。惟身自隐讳，以与洋商比附为利。”

推究其因是由于清朝廷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的。华商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清朝廷保护，当然只能“以与洋商比附为利”。郭嵩焘从扶植“商贾”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封建国家垄断新式工商业的做法。

他明确指出，官府控制新式工商业只能阻碍和抑制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清朝廷沿袭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歧视商人，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结果“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故不如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同时，郭嵩焘把国内商办企业与官办企业效益进行比较，得出商办企业比官办企业经济效益好的结论。

他认为:商民自办企业存在着“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

故商人尤其注意学习和引进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以求得生存和进一步发展。

相反，封建官办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则因为督办的大多数官吏并非能贤之辈，并且经营的成功与失败，对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并无任何损失，故而对外国资本家学习的迫切性与积极性不高，其经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郭嵩焘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民办工商业，并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洋务派所创办和主持的近代企业，因管理方式落后，衙门作风盛行，经济效益较差。同时，清朝廷还制定了官办企业垄断政策，限制民办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提倡“商办”的主张自然有其进步的一面。实际上，郭嵩焘提倡“商办”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工商资本家的要求和呼声。在这一点上，他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民族资产阶级早期的代言人，其商办思想已超出了同时代洋务思想的认识水平。

四、主张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培养新式人才

郭嵩焘主张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培养新式人才，并认为清朝廷的科举模式教育只能浪费人们的聪明才智，对社会进步毫无用处。

同时，郭嵩焘认识到西洋各国之所以国富民强，关键在于重视近代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开而专习之。”郭嵩焘出使英国后，亲自走访了英国的各类学校，深感西方各国教育的发达。

在英国，他曾应理雅各的邀请访问了牛津大学，深受启发，在日记中写道:“士进者名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贤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1878年10月16日，郭嵩焘参观了苏格兰一家女子学院，印象颇深，在日记中写到:每堂四壁张画几遍，有为与地者，有为动植物者，有为器具者，有为制造机器者，有为画学者，有为商学者，有教音乐及歌者，……即其所以教女子者，皆中国士大夫所未见者也。

通过参观英国的各类学校，郭嵩焘对西方现代教育制度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在给沈宝桢的信中，强调教育是国家振兴的迫切需要。

他说:“嵩焘读书涉世垂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他认为正是因为科举教育模式只是图务虚文，而导致“人心风俗所以日坏”，国家无法富强起来。与此相反，西方各国教育要比中国的教育先进的多，西洋学校“一切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

因而，郭嵩焘主张改革科举教育模式，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中国近代人化所急需的实用型专门人才。郭嵩焘不仅主张兴办近代教育，培养实用人才，而且提出了发展近代教育的具体措施。

他提议:“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堂，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同时提倡大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当时，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全都是学习海军军事知识的。但是，郭嵩焘注意到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学习的重点是各种技艺、政治和法律，而学兵法者很少，郭嵩焘十分钦佩日本政府的远见卓识，而对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甚为忧虑和担心。

他曾向李鸿章建议，让在欧洲留学的三十名中国学生全都改习实业;并建议各省选派天资聪颖的少年，先在天津、上海等地的机器局培训后，再派遣海外“研习实业”，可惜这些建议未被采纳。

在近代中国，要“求富自强”，就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不仅学习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而且要培养出精通西学的人才。

郭嵩焘主张废除清朝廷的科举取士制度，倡导创办新式学校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培养中国近代化的实用人才，直至1905年清朝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显然，郭嵩焘提倡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为国家的富强之业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的思想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声。

综上所述，郭嵩焘作为一个孜孜探求近代中国富强之路和鼓吹洋务运动最激进的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①即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②坚持“本末”论，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

③提倡发展工商业，主张商民自办;主张发展近代教育，培养新式实用人才。

郭嵩焘的上述洋务思想，不仅高于同时代其他洋务思想家的认识水平，而且为后来的维新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的洋务思想远超时代，见解独到，矢志不移。因而引起朝野上下封建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使一代因善谈洋务而著称于世的思想家蒙受了谩骂和攻击。当然，作为处在变革时代的思想家，郭嵩焘的洋务思想还不甚成熟，也存在有较多的缺点，但却无碍于他作为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中最早自觉向西方探求富强救国之真理的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他的洋务思想也以其远超时人的真知灼见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传记写作必须把传主与其时代紧密相连，才能呈现人物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时代进入历史，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格，不能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而必须进入旧时代去理解。郭嵩焘这个人物的生活时代，横垮道、咸、同、光四朝，包含了19世纪的大半部分。这个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势力打进来，中国无法抵御。

鸦片战争后，门户洞开；太平天国造成了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动荡；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失陷，圆明园被毁。中华帝国遭遇了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挑战与冲击。一方面看，那是西方列强的挑战，坚船利炮的攻击；从另一方面看，则是近代文明向传统社会的挑战与冲击，是世界性的趋势。世界走向中国，中国也势必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里程却是十分艰难与崎岖。

他的一生放在道、咸、同、光时代中来观察，既由时代展现人物，又由人物印证时代。郭嵩焘在那个时代里并非顶尖人物，他生不在咸同将相之列，死后也未得到朝廷的封号，尽管他是晚清自强运动中的一员主将，但是他的实际贡献却很少为人所知，原因是他成为了那个时代中最受人争议的人物，他不融于时代的主流，他也不肯随俗浮沉，屡经挫折后，只好投贤置善，壮志未酬，含恨死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