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迅速陷入一片危急之中，同年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展开激战，淞沪会战爆发，随着双方不断向淞沪战场投送兵力，一场规模空前，惨烈程度也是空前的大战在狭窄的上海燃烧着。
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初，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就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南京必将成为日军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而无论如何，南京是守不住的，为了以后长久的抗战做打算，迁都已经势在必行。
按照蒋介石的话说，就是：
“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国府迁都渝与抗战前途》蒋介石1937年10月29日讲话）
以当时的情况看，可供迁都的城市一共有四个选择，一为西安、二为武汉、三为重庆、四为昆明，那么为何最后蒋介石选择了重庆呢？综合来看一共有三点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战略上还是有着深远考虑的。
第一，西安、武汉、昆明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不是最佳的迁都地点。
我们首先看西安为什么不合适。
以当时的局面来看，抗日战争必将陷入持久作战，那么国民政府所在的地点必须足够安全，并且有能力以足够的战略物资和兵源以保障前线作战。
但是西安这两点都不满足。首先西安市陇海线上的重要城市，陇海铁路贯通西安、洛阳、郑州、徐州、连云港等地，日军可沿铁路长驱直入，战略位置并不安全。
其次，西安土地贫瘠，各种战略物资根本难以保证，无法对抗日前线进行支援。
那么武汉又为什么不可呢？
相比于西安、重庆、昆明三个城市，武汉都可以说的上是富饶之地，且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是武汉地处平原，日军如果打通平汉线则势必再下武汉，而武汉也势必无法长期坚守。
昆明虽然远离前线，但是因为其背靠缅甸，也不能作为选择。
蒋介石既然已经预料到抗日战争必将陷入长期的苦战而国际局势也必将发生变化，那他不可能看不到再国际局势巨变之后，缺乏足够战略资源的日本必将把目光投向缅甸，如果日军发动对缅甸的侵略，那么如果此时国民政府处于昆明必将腹背受敌，对抗日大局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于是在此情况下，水上交通相对发达，但是地势险峻河网交错不利于日军重兵集团展开进攻，且人力物力充盈的蜀中重镇重庆自然就是不二的选择了。
其次，四川军阀刘湘的极力支持。
在淞沪会战刚一爆发，刘湘就前往南京力劝蒋介石迁都四川，态度真诚而且迫切。
刘湘其人虽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热衷于军阀混战，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是极为分明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就慷慨直言“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并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决心亲自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无奈刘湘此时早是多病之身，1938年1月20日，他留下“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遗言带着满腔遗憾在汉口去世。
由此可见，刘湘希望蒋介石迁都四川实在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
第三，其实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之初，就已经做好迁都重庆的打算，并且派遣了参谋团前往四川，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都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宣布迁都重庆。
17日半夜时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前往重庆，拉开了国民政府迁都的序幕。
而历史也证明了蒋介石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