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夏，鲁迅收到了”母病速归”的电报，于是他心急火燎地从日本回到了绍兴老家。到了家门口，只见旧房粉刷一新，处处张灯结彩，墙上还贴着大红喜字。原来，这是母亲要给他办喜事。
母亲为他娶的媳妇叫朱安。她也是绍兴人，大鲁迅三岁。和当时大多数旧式女子一样，她虽然裹着小脚，也不识字，却擅长烹饪女红，脾气也十分和顺。老太太见两家门第相当，朱安的性格又是那么听话，就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当时的婚姻，几乎都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成)去朱家”请庚”，订下了两家的亲事。
本来，两家商定，在1901年冬季成亲。但这时鲁迅拿到了赴日留学的奖学金，婚事只有延期。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多次提出，要朱安进学堂，放小脚。思想保守的朱家，没有答应。
结婚那天，鲁迅依着母亲，身穿长袍马褂，外罩套纱，脚着厚靴迎亲。朱家虽然没有答应放足，但为了讨这位新潮青年的欢心，还是特意为新媳妇做了一双大鞋，让她穿着，坐着八抬大轿，热热闹闹地进了周家。不料，朱安在下轿时，鞋子先掉在了地上。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不吉利的预兆。
鲁迅曾对朋友说起朱安:”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事母至孝，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在如木偶般完成了全部结婚的仪式后，新婚燕尔的鲁迅决然地搬出新房，与朱安过起了挂名夫妻。
后来，全家人迁居北京，他与朱安各居一室。平时，他们很少说话，只有在每月要零花钱的时候，两人才略微多说几句。一次，房东俞芳问朱安:”大师母，你不喜欢小孩吗？你们怎么不生个小孩？”朱安回答:”大先生连话都不愿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小孩？”不过，她并不气馁:”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都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对于朱安，鲁迅无爱，却有同情。他知道，性格软弱的朱安一旦被”休”，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完全会把她逼到绝境。他决定好好供养朱安，”做一世的牺牲”。对她的日常开支，他总是满足；对妻弟朱铭，鲁迅一向很好，不但经常寄钱给他，还为他儿子找过工作。朱安也一直想改善她和鲁迅的关系，只是两人差异太大，常常适得其反。母亲问儿子：”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说：”和她谈不来，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
这桩不幸的婚姻给他造成的痛苦是极深的。孙伏园回忆鲁迅当时的状态，就说”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爱情是什么？鲁迅不知道。他只知道没有爱的悲哀。
直到出现了许广平。
得知鲁迅和许广平同居的消息，她对俞芳说:”我像一只蜗牛，在墙底慢慢地往上爬，总盼望有一天能爬到头。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用。”决心”要服侍娘娘(鲁迅母亲)到老”。
除了服侍婆婆，朱安还对许广平非常关心，经常说”许先生是好人。”海婴出生后，朱安同样很高兴。
1936年，鲁迅病逝，她在北京的家中设了灵堂，挂上画像，摆上酒食，祭奠先生。鲁迅死后，许广平负责她的生活费。
1947年，朱安在北京去世。这个在人间无声无息地活了六十九个年头的不幸女人，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