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疾疫情况，从东西两汉时期始有明确的记载。
两汉时期的中国，发生了多少场由疾疫引起的灾难？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与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均记为13次。两汉计427年，平均约32年发生一场传染病，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实际应高于此数。
汉朝人（剧照）
后来，有学者统计出30次、38次、42次、50次。《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统计的次数最多，达52次，其中西汉为15次，东汉为37次，这样算来，两汉平均约8年发生一次疫灾。具体到西汉，平均近15年发生一次疫灾；东汉则突然多了起来，约5年就发生1次疫灾。
两汉记载的疫灾多与重大的军事活动有关。如《汉书》记载的西汉时期第一场疫灾，发生在汉高后吕雉七年(公元前181年)，当年南越国国王赵佗自称“南粤武帝”，与中原分庭抗礼。不只如此，还发兵攻打长沙附近，并占领了数县。
这惹怒了中原朝廷，于是发兵岭南。《汉书·赵佗传》记载，高后遣将军、隆虑侯周灶前去征伐，但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因为瘟疫的发生。发兵时正处南方潮湿的炎热季节，即所谓“会暑湿”，瘟疫造成很多士兵死亡，无法打过岭南。
赵佗（剧照）
从史书所记来看，西汉时期曾长时间似无传染病发生，一从公元前180年-前144年，在长达47年的时间里，史书上没有疫灾记录；另一从公元前141-前89年，长达53年的时间里没有疫灾发生的记录。
到东汉时，传染病的发生就多了，而且一发生就是连续的——这与传染病的流行特征相符。
从汉桓帝刘志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春天，京师洛阳暴发传染病开始，以后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疫灾年份。到汉灵帝刘宏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的34年间，竟然有11个年头暴发了传染病，即谓“大疫”。
汉桓帝刘志（剧照）
在东汉灭亡前，传染病频发——疾疫导致朝代更迭！
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到交出皇权给魏文帝曹丕的最后一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计12年的时间，有5个年份暴发了传染病，分别在——
1、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暴发“疾疫”（《三国志·魏书·武帝操纪》）
这次传染病的中心，就在发生新冠疫情的湖北，这次突发疫情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一年，著名的赤壁之战发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虽然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曹，但实力远在曹操之下，正常情况下曹操取胜没有问题。
曹操为什么会失败？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非周瑜神奇的一把火连营，而是传染病的发生。
曹操带兵到了赤壁决战失利，很多士兵并不是战死，而是病死的。在严重缺乏战斗力的情况下，曹操只好率军退返。曹操走后，孙、刘分占荆州，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否则不会有三国这出戏。
2、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今安徽合肥一带发生传染病（《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这年的冬天，东北天空出现彗星。古人认为彗星是灾星，其出现预示发生瘟疫、战争等极端事件，即《后汉书·献帝纪》中所谓，“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传染病的暴发影响了吴国的军事行动，当时，甘宁随孙权攻打合肥，但战事不利，猛将陈武战死，再加上军中流行传染病，孙权只得下令撤军。
孙权（剧照）
3、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在今安徽桐城一带（居巢）暴发疾疫。（《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当时的情况时，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国，到达居巢时军队中出现恶性传染病。司马朗亲自去视察，派送医药，结果也被传染上了不幸去世，时年仅47岁。而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名士名将，也都是在这一年因为感染瘟疫而病死。
司马朗（剧照）
这次传染病发生范围很大，不只《魏书》有记载，《吴书》上也有记载，比建安十三年湖北境内发生的传染病还严重，不少人家死绝了。作为亲历者，曹植在《说疫气》中这样描述的：“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点圔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4、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今天湖北荆州“是岁大疫。”（《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5、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洛阳发生传染病，“重以疫疠，民户损耗。”《三国志·吴书·骆统传》）
建安二十五年的疾疫，是两汉时期最后一场传染病。这场传染病发生在人口最多的京城洛阳，“重以疫疠，民户损耗。”意思是，发生的传染病很严重，人口减少很多。
那么，两汉时期哪个皇帝在位时疫灾最多？东汉桓帝刘志。
刘志当了21年皇帝，暴发6次传染病，平均3.5年发生一次。继位的汉灵帝刘宏也没有好运气，平均约3.7年发生一次，也就是说，东汉疫情多发生在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其次是光武帝和汉献帝时期，也发生了多次传染病。
以《中国灾害通志》的统计，东汉共计38次疫灾，仅光武帝、汉桓帝、汉灵帝、汉献帝四个皇帝时就占了 27次。
汉灵帝刘宏（剧照）
而西汉末王莽新朝时期，军中疫情亦尤为严重——
天凤三年（公元16年）十月，“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十六七，赋敛民财十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汉书·王葬传》）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军遭）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后汉书·刘玄传》）
王莽（剧照）
从疫情发生的时间来看，两汉时期，四季中以春季为多，一年12个月份中，以一月为多。这与眼下武汉新冠疫情暴发时间十分相似，而七月、八月发生疫灾相对最少。
为什么会是这样？冬春之际尤其是春天为疫灾的高发期，与天气的冷暖多变有关。
那为什么东汉疫灾远多于西汉？从中国气象变化规律中可以找出一个重要原因——与东汉时中国正处由暖而寒的气候过渡期有密切关系，频繁而大幅度冷暖变动，给流行病的爆发提供了外部条件。
古人吃饭（剧照）
在气候因素之外，疾疫的发生与地理环境也有关。
两汉时疫灾的分布是这样的：西汉时，司隶、扬州、并州、交州、益州都有疫灾记录，其他各州无疫灾；东汉时，兖州、豫州、徐州、冀州、凉州、交州、益州有疫灾记录。
重点发生在三个地方，排在第一位的是京师（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曾发生过8次疫灾。其次是扬州（与现代扬州不是一个概念，范围很大，包括今天江浙多地），曾发生7次，其中扬州所属的会稽郡（浙江绍兴），是疫情的重灾区。排在第三位的，是今湖北荆州。
军中疫情（剧照）
总的来说，疫灾以南方为多，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疫灾多发区。扬州、荆州都属于这一带，高温、潮湿的气候成为传染病的温床。
两汉疫灾的发生，与战争的关系也不可忽视。为什么湖北、安徽多疫？就有很大的战争因素。即使在现代战区也是疫灾区，东汉后期天下割据，群雄并起，后来形成的魏、蜀、吴各派势力，都在这一带进行拉锯战，导致这一片区域疾疫多发。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不论是气候上，还是地域上，长安和洛阳都不应是疫灾多发区。但两汉时期长安、洛阳是传染病发生最多的地方，为什么？这与人口因素有关。
人口密度过大，一直是古代疫灾多发的一大原因，人口多传染机率就大。一直到现在，人口稠密地区传染病防控都是一个难题。如暴发新冠疫情的武汉，是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果武汉是百万人口小城则会是另处一种情况。
市井图
还有一个原因是，两汉传染病的发生一般都与年成不好是一致的，饥荒年传染性也多，往往与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往往是相伴而生，在中国每个朝代都有这种现象。这就是老话说的，“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所以，减灾、扶贫可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疾疫，这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