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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冬，哈尔滨车站。
一个身穿新式陆军军服的年轻人拎着皮箱走下列车，来到了这座后来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城市。
彼时的哈尔滨虽已逐渐有了国际化都市的规模，此刻却凝重地宛如一座死城。将它冻结起来的不止是零下三十度的气候，还有令人闻之色变的一样东西：瘟疫。
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这种可怕的疾病就已经从千里之外的满洲里，沿着中东铁路，传播到了哈尔滨。
随后，疫情如洪水般迅猛地一路南下，长春、奉天甚至是山海关附近，都出现了感染此类疾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在被感染后，很快出现高热、淋巴结肿大疼痛、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出血等症状，不日便一命呜呼。
在这位年轻人抵达哈尔滨时，整个东北已经有数万人因瘟疫而丧生。
而虎视眈眈的日俄两国，不断照会清政府，表示倘若中国人不能把疾病控制好的话，他们就会派军队来代中国人管。
而这位刚满30岁、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年轻人，尽管顶着一个“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的头衔，手里可用的资源却着实有限。除了北洋军医学堂的一些年轻军医（有的甚至还没毕业）以外，他再无一个有现代医学背景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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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
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这意味着，这场历时四个多月、带走了六万余人生命、后来被称作“东北大鼠疫”的瘟疫，终于被扑灭了。
如果你认为六万人是个很大的数字的话，请看这一组数字：
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流行，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15世纪末的美洲天花大流行，带走了2000万-3000万人口的印第安人，美洲就此成为欧洲人的天下；
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
看到这些数字，我想，你应该能明白，在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的最后一年，这场大疫“仅仅”造成六万人的死亡，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而那位被任命为总医官的年轻人，就是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后来的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兼第一、二任书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创始人，被梁启超先生赞为“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的唯一一人。他就是伟大的微生物学家、公共医学家、中国最优秀的军医——伍连德。
3
110年过去了，伍连德博士早已仙逝。而他的精神，还在被一代代的中国医生们传承下去。
在我刚刚踏入神圣医学殿堂的第二年，就曾亲自参与过这样一幕：
全校师生集体列队于校主干道两侧，为一批特殊的勇士送行。他们，就是中国首批援助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医疗队队员。
在欧洲人用手里的圣经强行换走非洲人民的黄金以后500年，一批来自于中国的绿衣天使，将自己的生命抵押给上帝，从死神手里赎回了一个国家的生灵。
而在我毕业前夕，我才知道一件旧闻：原来那个如天使般呵护了我五年大学生涯的教导员，在2003年SARS肆虐时就曾跟随我校医疗队挺进过小汤山。
尽管那时她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护士，尽管她深知此行极有可能一去不复还。
又过去了两年，当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年轻住院医师的时候，SARS的亲兄弟终于按捺不住邪恶的本性，它以“2019-nCoV”之名出山，开始为它的兄弟复仇。
面对汹汹而来的疫情，我辈中人，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躬身入局，则迎难而上，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风险；退避三舍，罹患的可能也同样无法避免。
在此刻，我面前仿佛浮现了伍连德、白求恩、黎鳌等一位位医学名家的身影，这些往圣先贤们微笑地看着我；
我仿佛听见了丘吉尔那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将在陆地上同它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同它作战；我们将在天空中同它作战，直至在地球上肃清它的阴影，并把地球上的人民从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我们，绝不屈服！”
终于，我提起笔，模仿着巴顿将军的那句名言写下了一句话：
一个军医最好的归宿，就是被这个世界上最后一颗病原体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