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了朱棣大兴土木工程的七大害，可见当时修建这些工程有多苦，既然皇上允许大家继续提意见，于是官员就继续上书。其中邹缉的上书比较典型，他在里边叙述并指出北京营建过程中几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内容较多，篇幅较长，小编在这里只能说个大概：
第一，耗费太大。自从北京营建以来，前后将近二十年，人力和物力的消耗相当大，几乎无法估算。从全国范围内征调劳力和材料，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而办事的官员不能体会皇上的心意，往往安排失当，加上许多人从中贪污、克扣，工程的需求和消费量简直成了无底洞。
第二，赋役沉重。北京的营建过程中，“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上百万之众的数字只是估计，未必十分准确，但至少说明参加营建北京的人数非常庞大，这些人有工匠，有军人，有一般劳动人员，有囚犯。长期营建工程，耕地没人种了，桑蚕业也随之荒废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还要征收各种赋税，简直没有穷尽，百姓该交的全都交了，最后烧火做饭没有木柴，只好把桑树和枣树都砍了当柴烧；本来楮树皮能做纸，现在楮树早就砍光了，只好剥桑树皮来做纸，老百姓吃饭穿衣都没办法了。官府横征暴敛逼得百姓几乎没活路了，只好待在屋里发愁叹气。
第三，买办科派之苦。科派是指把某项负担下派给某个地方；买办是指官府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指定某些地方买到或加工出来某些东西。营建北京所需的各种原料、材料非常多，数量也非常大，朝廷事前根本没有储备，只好临时下令让各地设法弄到。邹缉的上书中举了个例子，前几年买办一种大青颜料，本来当地不出产，但官府却强令当地弄到这种颜料，动不动就高达几百斤甚至上千斤。老百姓没办法，只好大家凑钱，一伙接一伙地走遍各地，到那些出产大青的地方去购买。这样一来，每一斤大青的价格就高达一万六千贯。
第四，动迁之灾。动迁指的是要在你住的地方重新盖房子，你要把家搬走，然后拆掉你的住房。当年营建北京时，大范围的百姓都需要动迁，除了今天各位看到的故宫、景山、太庙、社稷坛、天坛、地坛、先农坛附近外，还有许多准备作为朝廷机构的地方，百姓也都要迁走。搬迁的号令一下，不管什么情况，当地的居民就必须迁走。
第五，贪官加天灾。营建北京需要大批的官员被派往各地，办理一些具体事务。朝廷每派出一个人到外地办差事，就是给了这个人自己养活自己的办法。当时大概是没有差旅费和出差补助，因此这些人往往仗着权势索要财物，甚至数额非常巨大。下面的官员竭力满足他们，生怕照顾不周到。偶尔有几个廉洁奉公、心存爱民的地方官，对上面派来的官员奉承不够，贿赂不足，于是这些人回去以后就会诬陷地方官，说他们不肯为朝廷办事。朝廷根本不加调查，很快就会惩罚这几个地方官。因此，外地的省府州县地方官一听说有上面的钦差大员到来，都是“望风应接，惟恐或后”，“上下之间，贿赂公行……有同交易，贪污成风……”
邹缉谈到了中央官员同地方官员的特殊关系，涉及当时官员监督和考察机制的弊端，这是由专制时代的体制决定的。但问题是在这种体制下营建北京，中央派出的官员，很自然地把这种差事当成了贪污发财的机会。这样一来，一个结果是吏治败坏，另一个结果就是各地的百姓还要多出钱多出物，来养活这些贪官，因而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会降到不得温饱的境地。
邹缉接下来指出，北方几个省到处都有水旱天灾，逃荒的百姓老的老小的小，一路上跌跌撞撞到处流浪；吃的是树皮、草根，还有稗子。各位知道，稗子是稻田里的一种杂草，喂牲口都一定不合格，现在倒成了逃荒百姓的宝贵食物。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还要不断地征收赋税，强行指派百姓出工出力，成年男人只有卖了老婆孩子，才能勉强有饭吃。
邹缉讲的情况，同太子朱高炽一年前来北京途中见到山东邹县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邹县的百姓拎着破筐捡树叶当饭吃，家里的炉灶和锅盆早已严重损坏。可见，邹缉上书所讲的灾情并非夸张，而是完全属实。同时，北京营建时期山东等地百姓的生活极为困苦，恐怕也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和营建劳力的大量征派，可能正是造成百姓困苦的重要原因。一句话，天灾加人祸。
第六，买马养马之祸。这一点虽然与营建北京关系不大，但是各位可别忘了，营建北京的目的在于迁都，而迁都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和边防部队，来保卫北京、防御北蒙的势力。这样的部队需要大量的战马，因此买马、养马实际上也是整个迁都北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养马、买马这件事也是在营建过程中发生的，因此，对于加重百姓的社会负担，同样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小编觉得，这么多马朝廷自然养不起，只好分散给百姓蓄养，马多人少，养马的负担相当沉重。有句俗话叫马无夜草不肥，指的是要想让马膘肥体壮，必须半夜起来给马填草加料，这还指的是正常养马。如果马匹死伤或是母马不能每年产驹，明朝规定养马户的赔补是相当高的，许多养马户即使是卖妻卖子都赔不起。况且刚才讲到，一些宦官买回来的就不是什么好马，当然不好养活，因此，买马是一项弊政，养马更是一种很苦的差事，同样是当时百姓的沉重负担之一。
第七，僧道宫观之耗。就在营建北京的同时，首都却养了上万名僧道人员，每天消费的口粮就有几百石；而各地的百姓却只能吃糠咽菜，这还算是不错的，有的百姓连未长熟的空谷子粒都吃不上，甚至要去剥树皮、挖树根。这实在是浪费百姓的粮食，养了一群无用之人。与此同时，当时大量兴建宫观庙宇，也非常消耗财力，同样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大项目。
小编认为，邹缉虽未指明具体兴建的宫观庙宇都有哪些，但我估计应该包括北京新建的一些佛教、道教庙观以及南京的大量宫观，还有武当山工程。因为邹缉上书的时间是永乐十九年四月，当时迁都北京不到半年，北京的宫观庙宇兴建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此前南京和武当山这类工程却规模庞大。实际上，这类工程同营建北京一样，都是消耗巨大的皇家形象工程。
从上述七个方面来看，明朝营建北京的过程中，百姓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邹缉上书讲到的也只是他听到的一部分，至于从南方云贵一带采运木材，就是建筑用的几个人才能合抱那么粗的大木头——今天的太庙里还有十几根这样的木头——这个过程中人们遇到的艰险、付出的牺牲，邹缉还没有讲到，类似的事例太多了。今天各位看到的北京皇城是后来清朝多次扩建的，明初的规模要比现在小一些，但当年营建时遇到的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