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壮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定信念，历经艰辛万苦而胜利。然而，既然是在敌人军事高压下的战略大转移，为何还含有抗日救国的主动因素?红军为什么要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进行长征?这其中有鲜为人知的背景。
左倾错误导致战略转移
1933年5月，顽固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连续四次失败后，在南昌成立了自任总司令的“剿匪行营”，从各地调集了百万大军，于同年秋季对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就有33个师又3个旅外加税警总团，达50多万，并有1000多门大炮和5个飞行大队的200架飞机支援。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蒋介石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术，广筑碉堡工事，逐次向根据地推进压缩，企图最后与红军主力决战。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壮举
在强敌面前，左倾路线领导人却极力推行所谓“进攻路线”：在“围剿”开始前，反对进行必要准备；在强大敌军开始“围剿”时，要求红军“不让敌人侵占寸土”，硬拼死守，对于熟悉敌我实情的毛泽东等提出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则坚决排斥；在被迫进行防御时，又实行“只讲防御，不讲进攻”的军事保守主义；在兵力使用和作战指挥上，分兵把口拼消耗，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所谓“短促突击”。
时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掌握了红军实际指挥权，独断专行，用军事教条命令红军大修防御工事。诚然，李德在苏俄内战期间因打防御战出色，被称为“红色街垒斗士”，但在中国却“纸上谈兵”，甚至连1门火炮和1挺机枪摆在什么位置都要在地图上硬性规定。面对敌人的进攻，他不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而是将红军主力分兵，强攻敌人的堡垒阵地，导致无谓的重大牺牲。
1934年1月初，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党内左倾领导人却荒唐地臆断他们是“中间派别”和“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未能有力支援，坐视反蒋力量的失败，使蒋介石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全力向中央苏区进攻。
在左倾路线指挥下，红军依靠简陋的武器和粗劣的工事，与优势敌军激战，仅3月的三溪圩、三坑战斗中就伤亡2200多人。4月，敌军又集中11个师，向苏区要点广昌发起进攻，党内左倾领导人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匆忙调集红军9个主力师，提出“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参战总兵力的1／5。7月，国民党军队以31个师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猛攻，尽管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防御战中令敌精锐89师完全丧失战斗力，退出战场，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失去了苏区防御纵深地带。偏偏左倾领导人“六路分兵，全线防御”，又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没有挡住任何一路敌军。到8月，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个县城和部分乡镇，陷入极度被动局面。
时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掌握了红军实际指挥权
面对严峻的不利战局，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5月在瑞金召开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和转移问题，原则上同意为战略转移做准备。由于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才能生效，为此将红军转移的战略部署电告共产国际。李德在回忆录中也写道：“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
共产国际指示模梭两可
对于中共的请示，共产国际6月25日给予答复，原则上不反对红军主力转移阵地。后来的不少历史学家曾质疑这个答复的存在，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遭敌破坏，电讯联络已完全中断，因而不可能得到共产国际的回电。后来发现的史料证明，电台遭破坏是红军长征前夕发生的，与共产国际的回电在时间上并不矛盾。共产国际代表罗迈后来也证实曾回电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
然而，共产国际的回电却是矛盾的!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具体引用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内容：“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中央苏区的简称)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说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目的只是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及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主要是强调在中央苏区内“仍能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的抵抗力仍足恃”，转移只是为了保存红军“活的力量”。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共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有所保留的，态度也模棱两可，既认为中央苏区仍能坚守，又担心红军主力会在强敌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具体引用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内容
共产国际的回电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工作作风，明显暴露其远离中国实际，对复杂激烈的中国革命斗争无法给以正确指导。中革军委“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督促执行)不能不受其影响。李德在广昌战役失败后，虽然提出要撤出中央苏区，也派出了红6、红7军团进行战略探路，但对红军整体转移并未认真准备，由他主导制定的8月至10月作战计划仍坚持“六路分兵，全线防御”，将红军主力集中于苏区内线死打硬拼，企图侥幸获胜，结果致使红军有生力量继续严重损失。
可以说，在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指导下，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又决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相互矛盾，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战略转移准备。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那样：“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等，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是严重的错误。”
到了1934年9月，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准备战略转移。此时，周恩来利用统战关系，与广东国民党军陈济棠部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为红军撤离苏区让路。博古为此特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而共产国际回电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让红军主力继续留在苏区内线作战?显然，共产国际直到此时仍不希望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不能不说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时机选择过迟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另藏战略图谋
史料表明，共产国际事实上不愿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而是希望红军在原有的根据地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令人生畏的并可以进行战略行动的武装力量”。这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斯大林的潜在考量。
共产国际不愿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有着斯大林的潜在考量
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欧洲的德意法西斯整军备战，尤其是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在冲破凡尔赛和约束缚后，对苏联的潜在威胁日益增大；亚洲的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对苏联的挑衅和战争准备也未放松，牵制了远东苏军大量兵力。为此，1934年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着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战略，苏联急需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以牵制侵略气焰嚣张的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从而把战略重点倾斜向欧洲，对付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国，避免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为了把战略重点转向欧洲，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度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国民党身上，毕竟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苏俄与国民党有过积极合作。但共产国际通过分析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长城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和积极剿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对张学良请求抗日而大加训斥：“赤祸是最大的祸患……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可谓让苏联和斯大林失望到极点，从而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壮大上。而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尤其是共产国际了解到中国红军数量已达30多万，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革命军事力量，显然希望看到中国红军不断壮大，在时机成熟时承担起抗日重任。在这种大前提下，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在强敌压迫下进行前景不明的战略大转移。甚至抗战期间，斯大林看到中共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也曾多次不切实际地向中共中央提议“向东北进军”，以牵制日军的北进企图，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际缺乏客观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过于乐观，加之左倾领导人将第五次反“围剿”断定为“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甚至对实际战况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弥漫着轻视蒋介石反动力量的强大、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革命力量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共产国际很难证实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酷现实。如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则势必意味着中共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重大失败，也给共产国际和苏联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当然，共产国际也吸取了以往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而造成惨痛损失的教训，害怕强迫红军留在根据地会造成无法预料的损失，因而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反对红军主力退出苏区，保存有生力量。
最终将战略转移宣传定义为“北上抗日”
“抗日救国”举旗远征
战略转移不可避免，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仓促进行准备。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为了使红军的战略转移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国内抗日救国的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创建抗日救国基地，实现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首先开始进行政治舆论准备，宣传定义为“北上抗日”，并以此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而抗日救国既是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要求——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发出了抗日救国宣言，号召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并派出了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等优秀共产党员到东北组织游击队。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可谓使抗日救国的理念“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在此次仓促进行的战略转移准备中，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又将战略转移与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1934年7月7日，红7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进发。8日，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发表讲话：“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逼近，我们全体红色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战。”毛泽东也随即写了《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7月15日，毛泽东、朱德、项英、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发表评论：“我们工农红军今年‘八一’全体誓师，在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决心下，准备全体北上抗日。”4日，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7日，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开始了长征先遣行动的“抗日西征”突围。10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70期发表社论《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同年11月，红25军又高举“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开始长征。近年出版的红军长征日记也证实，当时红军的动员教育均将退出苏区根据地的战略行动称之为“北上抗日”，个别称“西征”，并未提及“战略转移”的字眼。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正是靠着“抗日救国”、“北上抗日”的信念，浴血突围，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
9月下旬，军事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彻底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准备调集150万大军、300多架飞机和250多门大炮，“铁壁合围”，对红都瑞金实行“向心突击”，将红军主力压迫到最小范围进行决战，争取在一个月内彻底围歼。由于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莫雄痛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力图保存红色抗日力量，会议结束当晚，将该计划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内有总动员令、各种图表、具体部署、各军的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的语录等，每份文件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项与年当夜密写复制，艰苦跋涉到达苏区边缘，又用石头将自己的四颗牙齿敲掉，化装成要饭的“臭疯子”，混过敌人层层关卡，于10月7日将这个“三四斤重”的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临时中央。
在严峻的敌我态势面前，即便李德、博古等左倾领导人也深感，实行战略转移已是惟一出路。周恩来则指出红军主力必须抢在国民党军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迅速跳出“铁桶”，寻找新的战机，粉碎“围剿”。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紧急决定(这也是外人眼中红军长征似乎很匆忙的缘故)，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了战略大转移命令，同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奉命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10月16日至21日渡过于都河，踏上了长征之路。
后记
前文所述，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夕破获了中共上海局的电台，使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战略行动。史料记载，斯大林后来在听取共产国际负责人关于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的汇报后，曾说：“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可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红军放弃中央根据地，还是希望红军在原有根据地发展壮大，在时机成熟或需要时担负起对日作战的重任，从而服务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
中国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斯大林对“洋钦差”李德在中国苏区所犯的错误十分恼怒，以致李德长征后很长时间留在延安，不敢回苏联，后来回到苏联也立即受到严厉审查，虽然保住性命，但也丧失了政治地位，算是“长期坐冷板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