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为唐朝官修史书，由宰相房玄龄领衔编写，参与其事者多达21人，其用于记载帝王事迹的部分，有帝纪十卷和载记三十卷。其中帝纪专用来记载两晋皇帝事迹，载记则记述十六国政权的演变及大事件，尊奉司马氏为正统的特点明显。本文主要对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的本纪进行评点，采用文言文形式。评点如下：
元帝司马睿：永嘉之乱，晋政中衰、国祚南迁，元帝以外藩承继大统，万民皆属之以中兴之事，然终不得行之。何哉？盖帝非无光复之志，然以江东一隅之地，郡县多兴乱之贼，朝堂乏进取之辅，清谈之士盈野，惊惧之卒难用，盖至难矣！且晋室所有，唯余荆扬，数被兵乱；石刘纵横江北，兵锋所及，无有御之者。新造之基数危，羯胡之势方炽，自保尚不暇，何言伐人？
观夫元帝之为政，宽刑薄赋、务行节俭，振恤流民、禁绝苛政，宣畅文德、褒奖勤廉，抚养士卒、慎兴军旅，盖欲与民休息，修养士卒，安揖流亡，足食足兵，然后兴北讨之师。然帝宽仁过厚，不能制下，以致王敦狂悖之徒，日滋跋扈，遂至称兵向阙，屠戮忠良。元帝既受制于独夫，终抑郁而崩，中兴之业其行愈难矣！
明帝司马绍：明帝机敏善断、智略宏远，虽享国日浅，弱冠弃世，然能以弱制强、以小搏大，终平王敦、沈充之乱，去腹心之大患。然后强本弱枝，易荆湘四州守牧，以卫上流；广揽贤辅，规治乱兴国之长策，以固国祚。二三年间，遂定江东之大政，保司马氏七十年之基业，功业亦伟哉，谥之为“明”，宜哉！
成帝司马衍：成帝以幼冲即位，国舅庾亮秉政，无怀远恢弘之志，有轻启祸端之实，内有苏、祖之乱，外有胡、羯侵扰，国祚危之者数矣，庾亮之罪诚为之大。然终能靖难去寇者，以朝有王导等忠弼之辅佐，外有陶侃等为之拱卫故也。
待帝亲政，虽未及冠，已有成人之量，英主之风也。观其施政，务节俭、行文教、举良材、恤流人，诚守成之良主也，虽雄武之度不及前朝，亦数有可称者也。然以弱冠崩殂，不能续其善治，良可痛哉！
康帝司马岳：康帝之朝，享国日浅，国舅用事，政循成帝，未睹其志，弱冠而殂，天夺其寿何其速哉！
穆帝司马聃：穆帝立于襁褓之中，太后临朝称制，而权实归于桓温。观夫穆帝之朝，初屡遭石虎侵扰，数疲江北。待桓温灭蜀，石虎殒命，南北之势始异。江北承诸石之乱，数易其主，豪强割据郡县，守宰输诚晋室，黎庶南望义师。当此之时，实命帅出师、光复故土之良机耳，然江东迁延踌躇，数失其机，江北知其终无所为，遂至降将反复，还攻晋军。
待良机已失，秦燕盛起、逐鹿中土，始出师以征，为时晚矣。加之氐胡骁猛、良将用事，晋军衰疲、师乏名帅，自保有余、攻取实难。故桓温等虽经年用兵，然辄以败还，终至无功。且晋室南迁已历四世，君臣偏安之志弥固，清谈之风尚盛，士家专宰朝堂，其所欲北伐者，盖收时誉、以塞流人之口耳。君无光复之宏图，臣乏进取之良策，军无白韩之良帅，佐无孙吴之谋士，欲复其故土，岂不难乎？
且自明至穆，四帝皆以幼立、以夭丧，主少国疑、朝基数危，祸常在萧墙，自固且不暇，何暇伐人？以此观之，晋政之衰，亦以其少主尤多、宰衡擅权故也！穆帝之后，桓温、桓玄、刘裕迭起，政归宰臣、太阿倒持，司马氏渐将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