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的名号想必不用多说了，小学生应该都知道，他独尊儒术，币制改革，首开丝路，开疆拓土，完全称得上千古一帝。但人无完人，汉武大帝同样也存在很多缺点，这里就来随意挑选他的七大罪状，罗列如下。
一、滥刑
清朝史学家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罗列了汉武帝的刑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残酷之甚、持续之久，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书中说汉武帝时关押的犯人日益增多，俸禄两千石的官员，被廷尉羁押的就有数百人，其他审理定案的，一年达到了一千多宗，大的牵连拘捕和案件有关的几百人，小的几十人，远的几千里，近的几百里。罪犯被带到之后，狱吏就按照案宗审问，不承认就通过拷打得到想要的口供。
当时京城监狱里，犯人多达六七万，仅狱吏就增加了十万多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刑罚的过度。
二、告密
这个我们昨天有文章说过了，就是当时为了打匈奴，国库亏空，为解决财政问题，汉武帝颁布了“算缗”令。这实际上是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以及车船所征收的一种额外赋税。大家都开始藏匿财产，虚报逃税。
因为效果不大，后来汉武帝又再次颁布了“告缗”令，要求全国人民互相揭发告密，被举报藏匿财产者事实成立的话，将没收全部财产，还要戍边一年。举报者则可以获得被举报者财产的一半。如此一来，极大地鼓舞了卑劣的行径，大家争相揭发告密，甚至还不惜诬告。全国商贾大都因此破产，汉朝的经济遭到重创。
更不人道的一项税收是，三岁小孩便要开始纳“口赋（人头税）”，农民交不起，就只好将孩子杀死。
三、敛财
汉武帝这些年东征西讨，军费耗资巨大，连年入不敷出，民不聊生他不管，却又想出了敛财的损招儿。
比如前面提到的“算缗”令；还有将铸造业、盐业、酿造业等收归国有，官营官卖等；更有甚者，各地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纳税指标，汉武帝就命他们将土产作为赋税，上缴中央，随后中央再将收上来的土产转卖到别处，换取现金，充入国库。此外汉武帝还在长安城专门设置了一个官方机构，其职责就是投机倒把，与民争利。具体表现为：在市场上对各种商品贱买贵卖，辗转盘剥。
那他筹集到的这些战争经费能够顺利到达前线吗？司马迁对此就曾说过，“后勤补给六十四石粮食，只有一石运达前线。”可见他的军官，个顶个的都是贪污好手。
四、株连
汉武帝横征暴敛，严刑苛法，百姓铤而走险，啸聚成群，做起了盗贼来。随后他发兵缉捕却无济于事，于是乎，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苛律，那就是“盗起而不灭的地方，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小干部，一律连坐处死。”
五、霸道
当汉武帝得知大宛国有一种名曰“汗血马”的宝马时，瞬间来了兴趣，立马派使者携带二十万两黄金前去购买，同时还用黄金铸造了一匹金马作为礼物，献给大宛国王毋寡。结果人家不为所动，认为汗血宝马是自己的国宝，不予出售。
汉朝使者恼羞成怒，当着毋寡的面，将金马摔碎，且骂骂咧咧地回去了。毋寡见状也是恼火，就命大将郁成王前去截住汉朝使者团，将他们全部杀掉。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彻底怒了，在公元前102年派出大军，围攻了大宛国的都城。
此时大宛国的大臣们知道不敌，只好将毋寡杀掉求和，并交出了所有的汗血宝马，任由汉朝远征军挑选。最终他们挑选了三千多匹汗血宝马，带回了长安。这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造成了十万汉朝将士的死伤。
六、恐怖
虽说汉武帝时期出现了“路不拾遗”的良好环境，但这却是得益于他那残酷的法令。当时规定但凡有偷窃行为者，不论大小，一律连坐论处，一次就株连几百人乃至上千人。
路上有任何遗失的物品，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一不小心捡了，他一家死还不算，亲戚好友、左邻右舍没一个能有活路。即便是自己的东西丢了，也往往不敢掉头去捡，因为那样很容易被误判为贪图别人的遗物，进而引来杀身之祸。
他试图用恐怖的手段来建立道德的规范，但由此引发的，始终只有恐怖。
七、集权
为了巩固皇权，汉武帝重新建立了政府，因此，汉朝历史上便有了“外廷和内朝”的说法。
外廷指的是丞相，内朝指的是大司马、大将军。丞相的权力在汉武帝一朝已经被削弱了。霍光执政的二十年，他是内朝的领袖，皇帝的废立全凭他一句话。因为权力过大，外廷形同虚设，国家也就成了霍氏一族的国家了，刘氏不过是个招牌而已。
有了霍光开创的先例，内朝重、外廷轻，这才有了后来的王莽（大司马、大将军）篡位。这是汉武帝集权所种下的恶果，怪不得别人。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寿终正寝，终年70岁。终其一生，有功也有过，但这并不妨碍他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让中国领土扩大了两倍，汉民族因他而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