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明王朝至此灭亡。由于李自成抢先拔得头筹，看似出力最多，但实则不然，相比起满清，只是个捡漏王而已。
一、满人崛起是流寇兴起的原因。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18年，他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很快攻占了抚顺城。
为了尽快遏制满人的雄起，明廷经过一年的准备，1619年各边精兵齐集后向后金政权发动进攻，结果在萨尔浒之役惨败，阵亡文官武将310余员、军丁45870余人，花费了350万两银子也在转瞬之间打了水漂。
大胜之后，后金再克开原、铁岭，连下辽东七十余城，成为威胁明廷安危的心腹大患。
为了维持关外的防线，明廷不得不持续从关内调集军队前往辽东赴援，明军屡战屡败伤亡惨重，军需供应时常接济不上，缺粮缺饷的状况严重，援辽明军的军心士气颇为败坏。据《筹辽硕画》所载，来援的明军“各镇兵马又皆畏贼之来，或中路逃去，间有道者又无不心惊胆折”。
这些士气低落，缺乏战斗意志的明军官兵，为了逃脱埋骨边疆的命运，又不敢逃回原籍，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选择落草为寇。
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道，“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
杨嗣昌也在奏疏中表明了同样的看法，“流贼之祸，起于万历乙未，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满人的崛起是造成关内流寇初兴的重要原因。
相比起清军，明军战斗力很弱。
同时，也正是因为后金在辽东势力不断扩张，才使无地流民逐渐成为明朝统治区的严重问题。随着明廷皇室、官吏的腐化堕落，加上辽东战局迟迟打不开局面，明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辽东明军的巨额花费成为需要不断加大投入的无底洞，从1619-1629的十年时间里，明廷花掉的军费多达6000万两，而明王朝每年的岁入通常只有400万两左右，财政严重超支，存在着巨大的赤字。
为此，明廷不得不开征“辽饷”，除贵州不加征之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本来万历皇帝同意在消灭后金政权之后就停止征收辽饷。
但战事每况愈下，辽饷也随之水涨船高，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次加派，每亩再加征三厘五毫。军饷加了不少，战况却没有多少改观，明廷丧师失地，只得继续狠下血本。万历四十八年，明廷再次加派银每亩2厘，每年共计加银9厘，加派银两达到520万两。
天启年间征收的辽饷数目。
到了天启年间，关外的局势更加败坏，后金军先克辽阳、沈阳，再克广宁，明军一败涂地，辽西也已岌岌可危。为了重建被打的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修补堡垒添置大炮等军备，光靠地亩银已不敷使用，明廷进一步扩大了“辽饷”的征收范围，把盐课、关税、芦课囊括了进来，每年征收的辽饷常多达600-700万两以上。
更雪上加霜的是，从天启六年明廷开始实行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30%，第二年还缺30%，又要收第三年辽饷的30%,负担一下子就增加了三成。这在一些物产丰富的省份倒还尚可维持，但对本就土壤贫瘠、民怨沸腾的陕西而言则无异于火上浇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将在此爆发。
自天启七年至崇祯初年，被重赋逼的无路可走又饥寒交迫的失地农民和关外逃回的明军逃兵，开始如雪片般涌入起义军的行列，义军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应付。从因果关系上来说，如果不是满人的崛起，就不会给明廷造成长期失血的创口，激起民愤的“辽饷”，是明清战争长期持续却无法得胜带来的结果。
二、明军精锐几乎尽丧于清军之手。
满人不仅动摇了明朝在关内的统治，若单纯比较双方战果的话，也能发现明军的精兵强将大多覆灭于清军之手，从1618年-1644年，数十万明军丧身在白山黑水之间，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明军的九边精锐。
明朝末年，纸面上多达百万之众的卫所兵大多都已不堪驱使，只能依赖招募的营兵撑场面，随着明朝朝政的败坏和官吏的腐败，营兵也普遍沾染了卫所兵以往的积弊，战力每况愈下，剩下的些许精锐部队，已是明朝仅存的家底。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先破清河、抚顺，成建制歼灭了明军2万余人，在刚起家时便已凸显出对辽东边军压倒性的战斗力优势。
接着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满人又歼灭了明朝三路大军，这三路大军的官兵大都参加过援朝抗倭、平播州等大战，久经沙场、惯于征战，竟差点被一网打尽，好不容易攒下的老本转瞬之间就赔了一半。
明军只有九边边兵还有些战斗力。
紧接着，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也相继落入努尔哈赤之手，在这几次交战中明军屡屡遭到毁灭性打击，开原、铁岭两城守军几乎全部覆没，沈阳守军4万人以及辽阳守军2万多人也死伤了大半。广宁之战，满人又在沙岭歼灭明军约3万人，短短3-4年之内明军的伤亡便已高达十万人以上。
接二连三的惨败，葬送了一大批宣府、大同、真定、保定的边兵，以致于明廷再次征发宣府镇边军士卒的时候，他们甚至发生了哗变，“两次援辽，军士无一生还，且月给银六钱，家中不够养赡……左右是死，不如死在宣府罢”，声称“宁死宣府，不去辽东”。明军上下心惊胆战，官兵逐渐丧失了和满人接战的勇气，按照时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说法，驻扎在辽东的明军“人人思逃”。
不过大明毕竟树大根深，非须臾就可撼动，明廷一面继续抽调蓟镇、大同等镇边兵赴援，招募辽东本地平民和边境蒙古人，重新整军备武，填补大量战斗伤亡造成的严重损失，一面在辽西构筑由宁远、锦州、山海关等八个据点组成的关宁锦防线，依靠红衣炮和堡垒死守辽西走廊，勉强拖住了清军前进的脚步。
满人是明军的噩梦。
自1626年-1641年，明清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清军虽暂时未能突破关宁锦防线，但也通过战略迂回和攻打旅顺、皮岛、大凌河等孤立据点继续给予明朝沉重打击，仅围攻大凌河城一战，皇太极便围点打援全歼了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统率的4万大军。
在1641年松锦决战之前，清军四次破边墙而入，对明朝内地进行了大扫荡，进一步削弱了明军的实力，保守估计这一时期明军又付出了数以十万计的伤亡，如果加上松锦决战和之后连破锦州、塔山、杏山、前屯卫等据点，摧毁关宁锦防线的斩获，明军的伤亡数字还将更加庞大。
相比起来，农民军在起义前中期的战斗表现并不好看，以军纪败坏著称的左良玉在玛瑙山之役一次就阵斩了张献忠所部3500多人，李自成也是洪承畴、卢象升、曹变蛟、贺人龙、祖大弼、祖宽、左光先等人的手下败将，祖大弼、祖宽等人都是从关辽军调入关内负责镇压农民军的得力干将，手下有数千关辽兵，杀农民军如摧枯拉朽，“援剿之兵，惟祖大乐、祖宽所统辽丁为最劲，杀贼亦最多”。
孙传庭声称只要抽调八千关宁精骑，“不数月贼自可尽也”，明军对上农民军，往往一次大胜能斩首数百级至千余级，而在辽东战场能够砍个两位数的满兵首级却已是很不得了的功勋了。
精锐的辽军骑兵剿灭流寇最给力。
再仔细看还能发现，这些在“剿匪”战场上战功卓著的名臣宿将一旦碰到清军，其下场往往以悲剧告终：
洪承畴在1641年的松锦决战中大败亏输，松山城破后成了清军的阶下囚；
曹变蛟在松山城破被俘后处决；
祖宽在讨伐农民军时战功颇多，然而清军侵入山东时竟逗留不前，眼睁睁地看着济南陷落，被崇祯帝赐死；
卢象升以2万余寡兵在关宁骑兵的配合下，数次以少胜多击败高迎祥、李自成等起义军主力，但在巨鹿与清军发生野战，很快落了个全军覆没血洒疆场的下场。
要是再加上没和农民军打过交道的刘铤、杜松、孙承宗、满桂，祖大寿、赵率教等人，被清军毙伤俘的明朝大员这长长的一串“死亡名单”,还会更加可怕。
因此明朝上下都很明白，清军战力要远在明军、农民军之上，每逢清军入关扫荡，无论崇祯如何鞭策和督促，明军各部大多只敢远远地围观，不敢上前交锋，以致于孙传庭说明军各部杀流寇还挺踊跃，但是“一言北敌，遂无人色”，真可谓是内斗内行，外战外行。
在内力和外力的作用下，李自成越打越大。
清军入塞扫荡，还在有意无意之中给农民军做大做强敲了边鼓，打了掩护，本来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已把李自成打成了光杆司令，迫使张献忠走投无路向明朝投降，结果战局刚有改观，洪承畴就被明廷调往辽东，孙传庭手下的部队亦大多北上赴援。
明廷对形势产生了误判，仓促发动了松锦决战，又葬送了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这就给了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发难的可乘之机，很快声势复震。
自崇祯中期以后，许多实战经验丰富的明军逃兵和降兵加入了起义军队伍，甚至还有来自陕西边军的子弟，“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固相率立诨名”，有了这些人的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战力不断上升。
而明军由于严重的失血，战斗力急剧下滑，不仅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在质量上也越来越难以与李自成匹敌，义军的人头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随便刷了，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就连起义军的降将白广恩、高杰都不得不委以重任，这正是清军和不断成长起来的义军不断给明军放血的结果，明朝也终亡于清军和义军的两面夹击。
三、北京—捡漏来的战利品。
结合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李自成顺利拿下北京是其本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捡漏之举，梦幻一般的成功来的实在太快，太突然。
1644年元月，李自成在西安改元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然后挥师向东进军，一路所向披靡，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遭遇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方才遭遇到第一场像样的战斗。随后，势单力孤的周遇吉带领四千人马，退保宁武关。
李自成本可绕开宁武关继续北上，谁知他竟然率领大顺军主力紧随其后，继续与并无威胁的周遇吉纠缠，经过七昼夜激烈战斗，方才攻占了宁武关，大顺军伤亡2万余人，还有4员大将阵亡，李自成这次出征全军不过6万多人，一下子就报销了三分之一，对大顺军而言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沉重打击。
破城之后,大顺军气急败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罕见地将城里的男女老幼杀了个精光。经此一战，心有余悸的李自成开始打起了退堂鼓，《明史》载“自成惧，欲退”，《明季北略》也提到，“大炮击伤万余人……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在到达北京之前，还有好几个拦路虎，要是再碰上一、两个周遇吉，李自成的老本可就赔光了，“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若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不乏诸如此类的记载。因此，李自成召集诸将商议，建议退兵，“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晚，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表送到李自成面前，李自成立刻打消了撤退的念头，率军继续东进，在接手宣府、大同之后，负责镇守居庸关的总兵唐通也献上了降表，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北京城下，以致于大顺军攻占北京之后，军中还有人在感叹，“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即便在兵不血刃拿下居庸关之后，李自成也没有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的把握，他派出总督王永吉和崇祯谈条件，打算和明朝划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
当大顺军来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再次派出太监杜勋入城，仍试图与崇祯帝讲和，“平分天下，方可息兵”。
据《鹿樵纪闻》、《甲申传信录》记载，崇祯帝虽然听了杜勋和辅臣魏德藻的意见，“割西北一带，封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但却没有给李自成答复。
崇祯帝沽名钓誉，只有死路一条。
更让人诧异的是，明朝国都—北京陷落只用了两天，李自成还没来得及施展他以往的攻城手段，北京就已陷落了，北京此时并非孤城，外有山海关高第、吴三桂的五万人马、加上山东的刘泽清、蓟镇边军等明军各部，足以与大顺军一战，即便被大顺军攻破了外城，亦可退保内城，只要多坚持两到三天，那可就胜负难料了。
结果明廷自己先掉了链子，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太监曹化淳成了大顺军内应开门献城，导致北京迅速陷落。
大明虽腐朽溃烂已极，但亡在李自成手上实在是偶然，从宁武之战后的想退未退，宣、大、居庸关守将送来的三封降书，再到居庸关至北京城下的谈判，胜利来的如此之快是李自成本人都没想到的，大明朝亡在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亡在李自成的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