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七日，对于大唐王朝而言绝对是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都城长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一次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
当天早上，李世民率领手下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琼、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在玄武门埋下伏兵。
李世民的哥哥、皇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二人不知底细，也一起入朝，骑马奔向玄武门。李建成、李元吉来到玄武门附近，察觉到了变化，立即掉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
李世民此时跟在后面呼唤他们，李元吉心虚，先张弓搭箭射向李世民，但由于心急，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箭没有射中。李世民却搭弓射向李建成，将他射死了。
与此同时，随行的尉迟恭等人则瞄准齐王李元吉一阵乱射，把李元吉同样射死在马下。
李世民随后命令手下到东宫和齐王府，杀死哥哥和弟弟的所有儿子，做到斩草除根。整个事件所牵连的人命高达数百人。
李世民还到齐王府，找到了李元吉的妻子杨氏，带回自己的府邸，占为己有，上演了一出 “哥占弟媳”的闹剧。
至此，政变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李世民先发制人，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齐王，顺利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唐太宗。
李世民之后封赏功臣。李世民下令把查封齐王府后获得的所有财物全部赏给功臣尉迟恭，以酬谢他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其他有功劳的部下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奖赏。
李世民又任命秦府护军秦琼为左武卫大将军，程咬金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恭为右武侯大将军统领唐军主力作战部队，不久之后又安排心腹将领侯君集出任左卫将军，段志玄出任左骁卫将军，张公谨出任右武侯将军。
李世民还起用昔日的敌人。比如曾经在李建成手下效力的薛万彻，李世民下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命令：以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
在文职岗位上，李世民的舅舅高士廉担任了侍中，智囊房玄龄成为了中书令，亲信萧瑀做了尚书左仆射，至于人事部和国防部这两大重点部门也分别由长孙无忌、杜如晦担任长官。
李世民又派人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李建成的一号幕僚魏徵。
见到魏徵的第一句话，李世民说得很直接：“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
情况很不妙啊，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责问无不为魏徵捏了一把冷汗。
谁知魏徵面不改色心不跳，回答得更加直接：“如果太子早点听从我的建议必定不会有今日之祸了。”
至此，大家几乎已经认定魏徵发了疯，准备要替魏徵收尸。
就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可理解的事情发生了，李世民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到魏徵的面前向对方行礼。
这绝对是爆炸性新闻。这一景象不但百年难得一见，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打起灯笼都难找。
李世民心悦诚服选择下拜，对魏征说道：“如蒙不弃，请先生助我一臂之力。”
魏征以平和语气说道，“好吧。”
魏徵答应了。在他看来，活下来，尽力规范这位未来一国之君的不当行止，比一死回报李建成的知遇之恩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一对著名君臣合作开始，魏徵将由此创造属于他的传奇。
除了起用魏徵外，李世民对李建成的其他有才华的部下也没有浪费，在他的旨意下，因杨文干事件被发配到巂州劳改的杜淹、王珪、韦挺，都被召回，各自得到了新的任用。
与此同时，他下令开放言路，鼓励大小官员们提意见，为政治改善建言献策，于是贪腐得以揭发，弊政得到纠正，帝国变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活力。
读到此处，估计有些朋友会感觉比较混乱。照你这么说李世民是个道德高尚，知羞耻，明是非，懂善恶的人，那为什么他之前还会做出杀兄逼父、斩草除根那一系列有违人伦的事情来呢？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一场极其隆重的葬礼在大唐的首都长安城举行。参加这场葬礼的人员级别可谓非常之高，当时朝中的重臣如魏徵等人无一例外地前来为逝者送行，甚至刚刚即位的皇帝大人李世民也亲自出现在现场，走在送行队伍的最前端，据说还哭得异常悲伤。
应该说，这是继几年前去世平阳公主之后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最为轰动的国葬，但有趣的是参加者除了失声痛哭之外，并不敢直接抒发对逝去者的深切怀念，这是因为这次葬礼的主角身份过于特殊（或者说是敏感），他的名字叫做李建成。
虽然帝位已经在手，玄武门的血迹也早已洗净，但李世民悲催地发现，自己这辈子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哥哥李建成这个坎了。平民百姓或许并不了解李建成的为人，但当时朝中的大臣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他们很清楚李建成是一位仁善的储君，是一名忠厚的长者，是李渊实至名归的继承人。而宝座上的那个人则是一个残忍的篡位者，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只为了获得权力！
每次居高临下之时，底下的大臣们虽说个个都不开口，但李世民似乎总能从这些人的眼神中发现类似的讯息：你不是合法的皇帝，而是可耻的反贼。
李世民并不打算公然惩治那些实际上对他的得位抱有鄙夷态度的人，因为他足够聪明。李世民清楚地知道舆情民意这种东西一味靠堵是不成的，最佳的应对方式应该是疏导，所以继承皇位不过两个月李世民就立即着手为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部分恢复名誉。他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赠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为剌，以亲王之礼进行改葬，同时命令东宫、齐王府的旧有官员务必悉数到场，为二人送葬。
事实证明，这一招那是相当有效，不但东宫、齐王府故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就连李世民本人在举办完这一仪式后，心理压力也得以减轻，睡眠质量和工作效率都大有改善。
可是，李世民依旧不放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名垂千古的明君，而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李世民这个名字不能与任何污点有丝毫联系，所以必须要修改历史，删定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录，只有这样，李世民才能安心地指点江山，让自己的子孙堂堂正正地做皇帝。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世民找来了负责编修实录的史官，委婉地表示自己希望御览下高祖（即李渊，当时已驾崩）的实录。
然而令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他找来谈话的史官竟然无一例外地以“恕难从命”四个字干脆利落地否决了皇帝大人的这一无理要求。
这倒不是史官大人不给皇帝大人面子，而是职业传统要求如此。
要知道，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自己民族、国家历史的记录，因此史官这一职业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历代的史官在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岗位上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秉笔直书。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著名的先例。
话说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庄公同大臣崔杼的老婆东郭姜私通，崔杼知道后气不过，找了个机会把齐庄公堵在了家里，干掉了，然后改立庄公的异母弟继任国君，自己由此自认相国，专断朝政。
有一天，崔杼突然心血来潮，就找到了当时的太史索要史书来看，于是乎崔大人就在史书上看到了那五个让他当场吐血的大字“崔杼弑其君”。
崔杼勃然大怒，当即处死了当时的太史，然后让他的弟弟重新书写这段历史。没承想，崔大人又一次吐血了，因为这位兄台在竹简上写下的是五个相同的字“崔杼弑其君”。
崔杼二话不说，处死了这位不上道的史官，又找来了他的弟弟来写。然后相同的状况再次重演。在杀死了太史家三位兄弟后，崔杼凶恶地告诫太史一门最后的弟弟如果他再固执下去，那么他们整个家族将面临灭门之祸。
太史季平静地点点头，随即在史书上写下了同样的字。
崔杼无话可说了，他终于意识到这一家人是不怕死的，在史官尊严和自身性命的抉择前，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者。
一声叹息，崔杼认输了，他默默地示意太史季退下，呆坐当场。而在那位勇敢坚持原则的太史季离开宫殿的路上，他惊讶地碰上了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宫氏。
南宫先生更惊讶：你怎么没死！
原来这位南宫先生听说此事，以为太史四兄弟皆被杀害，这才匆匆赶来候补，而在他预先写好的竹简上，留下的是与他们一模一样的几个字：崔杼弑其君。
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官的气节，虽刀刃加身，亦不得损其节，毁其志！
有这些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忠实记录事实真相的史官在，唐朝以前的皇帝们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不干预史官工作。历史上无论多昏庸多独断的皇帝，也不敢修改国史，特别是皇帝的实录（起居录）。
所以在朝堂之上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底下的大臣把皇帝批驳得一无是处，一点儿面子也不给，而高高在上的皇帝看着身旁史官匆忙记录的毛笔，只能硬生生地把即将脱口而出的一大段不文明用语压回肚子里。
就是这么一手，搞得许多皇帝痛不欲生，在公开场合像小媳妇儿似的，不敢信口开河，随意乱讲。不然弄个青史留名，遗臭万年那可真是糟了个糕。
然而这个优良传统最终被打破了，打破它的正是青史流芳的李世民。
在再三被恪守职责的史官婉拒后，李世民并不死心。消停了几年后，他找到了负责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万分客气加小心地问道：“先生主管起居注一般都记些什么事情？我能够看看吗？”
褚遂良老实地回答道：“起居注就是用来记录君主言行的，无论国君为善作恶都必须忠实记载下来，如此才能督促君主不敢去做坏事。至于观看相关记录的君主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爱卿一定会记下来吗？”
褚遂良当即予以确认。
而就在李世民准备更进一步提出要求时，他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假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录下来的。”
接茬的是黄门侍郎刘洎，此人素以敢于直谏著称，而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插话，言下之意也很明白：我知道你想干吗，但这事不能干，虽说褚遂良是你亲信，他也不敢擅自做主替你回护，所以你趁早断了这个心，该干啥干啥去。
这一次，刘洎错了，他低估了李世民的毅力，更何况，如果李世民是肯向传统低头的那类人，他也不能坐在现在的位子上。
所以虽然又一次碰了钉子，李世民依旧不气馁，他相信坚持就是胜利，老子就跟你们这群老顽固杠上了。
事实上为了在同史官们的交锋中占据优势，达成自己的愿望，李世民早就暗中玩了一个花招。
贞观三年（629年）十二月，李世民突然下达谕旨，将原在秘书省下的史馆从中独立出来置于禁中，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直属于皇帝的独立机构。与此同时下令让亲信房玄龄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监修国史。
这在当时的史学工作者看来是一个值得放鞭炮庆祝的利好消息。此举体现了领导对史书修撰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大大提高了史官、史馆的地位，简直是送来了修史业界的新春天。
然而史官大人们很快就会发觉，春天总是短暂的，而春天之后即是漫长的寒冬。
贞观十七年，寒冬来临。
一天，李世民突然找来了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老调重弹，询问史官不让皇帝观看国史的原因。
李世民的心思房玄龄自然懂得，但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好迎合，只好回答说是怕史书中的某些记录影响到皇帝大人的心情，故而不方便拿出来看。
听到房玄龄这样回复，李世民立刻抢白：我的用意和以往的帝王不同，现在想要看国史是为了对自己之前的错误有一定的了解，以免再犯啊。爱卿可将国史按时间顺序整理完毕，呈送上来。
事已至此，房玄龄也不好说就不给看，只好将修好的国史本子略作删节，随即送交李世民过目。
果然如房玄龄所言，李世民在翻完国史后整个脸都黑了，他对这套国史史稿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特别是对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那一天的记录，更是很有意见。
于是皇帝大人李世民当即叫来房玄龄语重心长地嘱咐道：
“当年周公诛杀管公、蔡公周王室才稳定，季友毒死叔牙鲁国方得以安宁。朕所做的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时为什么要有隐讳呢？你们应当删改一下内容，直书其事嘛。”
这是中国权谋宝库中博大精深的一招“正话反说”。其真实的含义是认为房玄龄等人编修的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述还不够完美，没能做到自圆其说。
所以皇帝陛下这才亲自出马，明确指示了修改方向：周公诛管蔡。
对于最高领导定下的这一调子，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尽可能的留下了可供推断事实真相的蛛丝马迹。
可问题是，担任主修的许宗敬是一个典型的除了脸什么都要的人，此君为了逢迎李世民，亲自操刀对高祖、太宗两朝的实录进行了全方位（好在有死角）删节与修饰。
许宗敬同时加入了大量低劣至极的小说级别的内容，如李世民是晋阳起兵到一统天下几乎所有大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因之李渊一直很欣赏李世民，对长子李建成并不感冒，屡次三番强烈要求把皇位传给李世民，但都被高尚的秦王殿下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又如，李建成、李元吉居心不良，始终对能力超群的李世民保持羡慕嫉妒恨的心理不平衡状态，为此曾故意送劣马给李世民骑，希望李世民发生交通事故、落马不治等等等等。
这些内容相映生辉，成功地塑造了李世民一身正气、仁者无敌的英主形象，同时也让昏庸无能的李渊、嫉贤妒能的太子和残暴嗜杀的齐王等反面角色变得栩栩如生、深入人心。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有心骗人的李世民，还是用心骗人的许宗敬都不可挽回地失败了，近代以来，在陈寅恪、章太炎等宗师级历史大家的研究下，史学界对武德年间的历史事实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遮盖在这段历史上的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
当今，即便连普通人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李世民虽为明君，却绝非完人，李渊老头的精明实在不亚于深山里的老狐狸，而李建成、李元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两根废柴。一切正在慢慢回归正轨，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的一天即将到来。
所谓真相可以掩盖，但却永远无法掩埋。对此，人们始终坚信不疑。
李世民歪曲历史的行为没能取得圆满成功，不过他创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宰相级别人物领衔监修的史馆制度却就此流传了下来并成为定制，且直至清末亦未曾断绝。
话说回来，虽然官修史书的确存在钳制思想、乱改史实等弊端，但相对于之前的私家著史之风，它还是具备若干优势的，比如可以集思广益方便史官交流，提升史书撰写的质量；直接取用国家一手档案（皇帝实录、起居录等），保证了史料主体内容的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