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
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
不久，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
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在服饰、称谓、习惯等各方面，政府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自然，传统历法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
此时，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
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民间春节照样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新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
国民政府认为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当时的国民政府领袖是蒋介石，他是个希望以效仿日本全面西化而达到复兴中国的领袖。
蒋介石认为，传统习俗的延续，无疑是对“西化”强国最大的阻碍，加上日本也有废除“农历”的历史经验。
蒋介石决定在中国“革风易俗”，希望借此冲破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神壁垒，让中国普通老百姓能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进而达到与世界接轨的目的。
“农历”与“春节”是中国最典型的文化标签，于是蒋介石决定以此开刀，1928年12月8日正式发布《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强调全国推行“公历”，并严禁使用“农历”以及过春节。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
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
到了1929年春节，如果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不仅学生们会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一本名为《学校生活》的期刊登载了一篇学生们写的小诗：“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
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记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
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