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1402年)，永乐皇帝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
“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战胜了侄子建文帝，取得了夺取明朝帝位争夺战的胜利。方孝孺拒绝为朱棣起草皇帝登位诏书。朱棣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斗气式地反问道:”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之后又在纸上大书”燕贼篡位”。
朱棣顿时怒不可遏，于是真得下令屠杀了方孝孺的所有亲族，另外加上他的“弟子”凑成“十族“。这场杀戮一共持续了七天，被杀者共达八百七十三人。到最后要杀方孝孺的时候，刽子手将方孝孺的嘴巴用刀裂开到两个耳朵，并且割下他的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当时的刑场真是惨绝人寰，不忍目睹。
方孝孺（1357年—1402年），浙江宁海人，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方孝孺年幼时很爱读书，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乡亲们称他为“小韩愈，成年后跟着大儒宋濂学习。在宋濂的门生中，连前辈的胡翰，苏伯衡也自认不如他。方孝孺虽然跟着儒学大师宋濂学到了孔孟儒家的“修心、治国、平天下”的书本知识，但是十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学到了儒家另一半的学问，也是更高级的学问：明哲保身和权变的智慧。而这一智慧是孔子学问中最高级、也最难以把握的学问。
方孝孺
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多次向弟子们谈论到这一智慧，如《论语》中记载：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意思为：
孔子说：“好一个刚直的史鱼！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时他还是像箭一样直。好一个君子蘧伯玉！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他便隐退藏身了。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
意思为：
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不可以居住。
这段话的整个原文是：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意思为：
要真诚地相信（所学），才能能动地去学习道理；坚守所学，才能真正认识到“道”的善美。将要发生暴乱的诸侯国就不要再进入了，已经发生暴乱的诸侯国就不要再在那里居住了。天下若符合“道”，就可以出来展现自己的才能；天下若不符合“道”，就隐藏起自己的才能。须知，在符合“道”的诸侯国里，贫穷且卑贱，是可耻的事情；在不符合“道”的诸侯国里，富裕哪怕高贵，也是可耻的事情。
儒家经典《周易》也说：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周易·系辞下》
意思为：
尺蠖（即青虫）将自己的身躯尽量得弯曲，是为了伸展前进；蛇在冬天冬眠，是为了保全生命。
孔子本人在明哲保身和权变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下面举一个孔子真实的实例。
有一个例子突出地反映出孔子的这个权变智慧：
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列国时，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孔子一行人。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带着五辆私车随从孔子，他长得长大又有力量。此外，孔子还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子。这时，蒲邑人感到了害怕，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都，我们就放了你们，”孔子于是和他们立了盟誓，之后蒲邑人将孔子一行人放出东门。出人意料的是，孔子接着还是继续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还有有一个虚构的故事也反映出孔子的这个权变智慧：
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正在大门外扫地，这时走来了一个脸色发绿的男人，气冲冲地问：“你老师在家吗?我要问他一个问题?”
学生回答：“什么问题啊?能先告诉我一下吗？”
来人问：“可以啊。我问你，一年到底有几季啊?”
学生心想，这种问题还要问吗？于是便脱口回答道：“这还要问吗？一年有四季啊！”
客人很肯定地摇摇头说：“不对！一年只有三季！”
“哎，你搞错了！一年有四季!”
“不对！你搞错了！一年只有三季!”
最后两个人争执不下，谁也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于是两人就决定打赌：如果一年是四季，来人向学生磕三个头；如果是一年是三季，学生向来人磕三个头。
正巧这时孔子从屋里走出来，两人便让孔子裁决。
孔子认真打量了一下来人，便肯定地说：“一年有三季！”
来人马上对着学生大喊：“我讲得对吧！你赶快磕头吧!”
学生听了，一头雾水，不知道老师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没办法，只好乖乖向来人磕了三个头。来人很满意地离开了这里。
客人走了以后，学生便迫不及待地问孔子：“老师，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么说有三季呢?”
孔子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你没看到刚才那个人全身都是绿的吗？他是蚂蚱精变的，蚂蚱是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从来就没有见过冬天，你讲有三季他会满意，你讲有四季，那么你就算和他吵到明天也没有结果。你吃点亏，磕三个头，无所谓。”
上面这个故事虽然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但确认说明了孔子拥有的一个大智慧：权变。而我们很多普通人，包括饱读诗书的方孝孺，缺少的正是这个大智慧。
今天看来，方孝孺就是一个缺乏智慧的迂儒。
“靖难之役”之初，朱棣与朱允炆之间胜负未定，方孝孺还可以观望一下，此时的上策是急流勇退，不掺乎朱家的家务事，至少要做好进或退的两手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于方孝孺在朱棣获胜前没有做好“退”的准备，在朱棣获胜后也舍不得自杀殉难，结果在朱棣叫他来起草登位诏书时，他陷入了巨大的被动和窘境：写吧，辱没了读书人的“气节”；不写吧，朱棣要杀他的九族。此时，只懂儒术外表、不懂儒术真谛的方孝孺就表现出比“尺蠖”、“龙蛇”还不如的智慧，与杀人魔王朱棣斗起嘴来：“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并且大书”燕贼篡位”。结果导致朱棣盛怒之下杀了方孝孺的“十族“八百七十三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个之最。
假如当时方孝孺不与朱棣逞强斗嘴，而是说一句“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损失要小很多。
与腐儒方孝孺相比，他的师弟楼琏就要聪明一些：方孝孺被杀后，朱棣将笔墨和屠刀一起送到了楼琏的面前，让他二选一。楼琏是怎么处置的呢？他回答朱棣说：“天命归您不可违，臣即受命，当效笔杆子之劳。”这一番话让朱棣很受用，朱棣没有动楼琏的全家。
楼琏写完朱棣的登位诏书回家后，他也不想失了读书人的气节。他被迫写登位诏书，是因为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被诛九族，甚至十族。最终，楼琏在家里以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朱棣得知消息后，也没有深究楼琏。
同样一件事，方孝孺表现迂腐、斗嘴逞能，搭上了873条人命，而楼琏只死了一人，保住了全族。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按我看来，方孝孺和楼琏的老师宋濂对于二人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宋濂身为一代大儒，竟然没有教给两位学生儒学的高级智慧：
明哲保身的智慧和权变的智慧。
一代大儒宋濂应该被打屁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