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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嘉峪关

明代的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秘密特务政治东厂、锦衣卫等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在如此严苛的制度之下，明朝的统治基础之一——军事力量却并不安稳。明朝兵变多发，尤其是嘉靖朝之后，兵变频繁。往大了说，万历三大征中的宁夏之役是十足的兵变；播州之役的祸首杨应龙虽为土司，但也兼任朝廷骠骑将军，其造反也和兵变沾边儿。由此观之，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为兵变。今天就来看看树立嘉靖朝之后兵变范式的甘州兵变。

一、九边甘肃镇简介

甘肃省的“甘肃”二字从何而来？古甘州、肃州也。甘州，汉代称张掖，北朝的西魏时期始称甘州。大明立国，北方草原为边境之祸患，明朝遂逐渐设立边关大镇（即九边）。九边之一就有甘肃镇，甘肃镇为九边之最西，是明朝控制西北的重镇。

九边

关于甘肃镇的巨大作用，历史上就有提示，汉武帝的河西四郡就包括了张掖（甘州），起的作用就是“断匈奴右臂”（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嘉靖朝兵部尚书许论这样评价甘肃镇的战略地位：“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拒胡虏，经制长策。”（《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明朝在化外之地多靠据点、卫所统治，而非像内地一样编户齐民设立府县。明朝在西域的重要据点就是哈密卫，甘肃镇“以通西番之贡路”（《明孝宗实录》），起到沟通哈密卫的重要枢纽的作用。如果甘肃镇失守，内地沟通西域的通道就被阻断，这意味着西域会脱离中原的控制。

西域楼兰古国

关于甘肃镇的统辖。根据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所说，洪武九年（1376），朝廷就设立了甘州五卫于张掖，明制1卫为5600人，5卫28000人；不久增设酒泉的肃州卫、湟中的西宁卫、金城的兰州卫，至此甘肃镇形成，辖区为今天的甘肃和青海的部分地区。

甘肃镇官制。甘肃镇设巡抚都御史，职责为修筑城池、管理钱粮、训练兵士、铸造器具甲胄、羁縻藩部、统辖贸易、监察所在地百官，其权力之大可见一斑。另有镇守太监一名，制约巡抚都御史，嘉靖十八年（1539）撤。设总兵官一名，具体管理军事事务。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几条结论：1.甘肃镇辖地广大，又天高皇帝远，在此为官虽处边陲，但得通商之利、管理藩部，可谓裂土封疆的土皇帝。2.甘肃镇军士众多，在此为官位高权重。3.甘肃镇军士实为双重领导，军士既受巡抚管辖，又受总兵辖制。这样就为甘州兵变埋下了种子。

《龙门飞甲》剧照，明朝太监权势熏天

二、甘州兵变

明武宗去世后，其堂弟世宗嘉靖帝即位。嘉靖帝即位之初，改变武宗朝一些弊端，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记载当时的人都认为嘉靖新政“天下翕然，称更生云”。在一片祥和繁华的氛围下，西北边陲突然传来噩耗，“甘州等五卫军大乱，杀巡抚都御史许铭”，并“焚其尸”（《明世宗实录》），挫骨扬灰。被杀的巡抚许铭，许学聚的《国朝典汇》称他“斤斤自好”，是个有能力、敢作为、敢担当的清官。那么，甘州叛军为何杀好官？甘州兵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兵变的导火线还是钱的问题。许铭任职甘肃镇巡抚，在处置军事月薪上犯了错误。他将兵士的月薪由直接给粮变为折合粮价，发给同等于月粮数量的银钱。但是这么一捣鼓，军士的月薪就要因市场价的波动而波动，一旦处置失误很容易引起兵变。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就记载，甘州月粮一石，折合银七钱，但兵变当月米价贱，粮价才折银三钱三，军士的实际收入减少一大半，这谁干啊！然后士兵就造反了。

明朝武将

当然造反得有“带头大哥”。谁呢？甘肃镇总兵、实际负责甘肃军事的李隆。正是甘肃总兵带头造反，杀了巡抚许铭。当然，月薪的减少只是李隆鼓动军士附逆造反的借口，他杀死巡抚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甘肃是边境，内地的安全都指望这些边疆的镇守，所以边将跋扈，朝廷官员也不会多管，毕竟朝廷还得指望他们看守门户。但是许铭不同，前文说过此人能力出众，敢作敢为，他到任甘肃巡抚就“颁出禁约，严密记载，镇守总兵之事独多”（《世宗实录》），可见他针对边将的跋扈采取了一些措施，遏制了边将的霸道和跋扈。让流汗又流血的沙场将领屈居一文官之下，甘肃镇总兵李隆自然不爽，二人由此结下了梁子。

第二，李隆灰色收入的减少。李隆因许铭的新政明面的薪水减少自不必说，本来这些高官就不指望朝廷的薪水，可是灰色收入也减少了，那可不行。当年粮贱，许铭就真认死理，按市价折合发给军士银钱，李隆等边将的中间盘剥也因此减少了，这直接触及到了李隆的根本利益。

西北边关

许铭减少银钱，也损害了一般军士的利益，当军士代表请求加钱的时候，许铭恼怒“责治逐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因此许铭又得罪了一般军士。之后军士的不满被李隆引导，至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三日，许铭、李隆、镇守太监等人在府衙议事。当夜在李隆的指使下，甘州城内的士兵包围府邸，杀死许铭，焚烧其尸，兵变开始。

经过一夜的全城大乱，李隆出来收拾事态，增发军士每人七钱并军粮一石，令军士各回军营。之后李隆分化军士，将知情的士兵全部杀死。至嘉靖元年（1522）正月，李隆推出“首恶”几人，斩首以正军法，再将不听号令（不听李隆命令）的军士没收武器、遣送回家，自己实际控制了甘州军队，兵变结束。经此兵变，李隆成了甘肃镇最高权威，进而有能力实际控制西域地区，成了甘肃的土皇帝。

嘉靖皇帝

三、朝廷处理

兵变结束后，李隆就开始想办法推脱责任，他“反诬奏（许）铭克减军粮、 激众致变”（《世宗实录》），来了个恶人先告状。那么朝廷对他的这套说辞信不信呢？

当时的嘉靖帝励精图治，首辅杨廷和更是宰辅名臣，二人对这套说辞都没有全信。再看兵部，指出许铭“不失为正”（《世宗实录》），是个正直的人，办事公正，而李隆主管军事，兵变不可能和他没有关系。还有陕西巡抚，也上奏边军恣纵跋扈“辄肆穷凶”（《世宗实录》），认为兵变的主要原因是边军，并对兵变的全过程提出质疑，希望朝廷派专员彻查此事。

最终朝廷决定将陕西按察使陈九畴升为督察院右都御史，代替许铭巡抚甘肃。经过陈九畴的彻查最终认定甘肃总兵李隆实为兵变幕后真凶，他给朝廷上奏“对簿有据，宜寸斩，传首九边，以彰国典”（陈建《皇明法传录嘉隆纪》）。

世宗比较慎重，将李隆逮捕入京，让三法司再查，后又遣锦衣卫密查，他们都证明“铭之死，实隆主之”（《世宗实录》）。之后甘肃镇守太监董文忠（甘州兵变时保护许铭幼子）又送上证言，各省言官一齐弹劾，将矛头指向李隆。最终李隆成了天下公敌，被杀。

四、甘州兵变成了嘉靖之后兵变的范式

自甘州兵变之后，明朝兵变不断，南开大学的明史专家林延清教授统计，自正德四年（1509）至明末130多年间，兵变61次，平均两年一次，这里还不包含小型哗变。正德朝仅3次，第三次甘州兵变，实发生在嘉靖即位之时，可见嘉靖甘州兵变之后，明朝的兵变次数暴涨。

嘉靖之前也有兵变，但规模小且不杀高官，哗变仅是士兵们向朝廷表示抗议的手段。而嘉靖的甘州兵变，实开以后兵变的方式，造反士兵将矛头直指巡抚等地方高官，巡抚等高官在兵变中接连被杀，士兵兵变的性质也由向官员要钱的抗议改为指向中央朝廷的造反，兵变成了威胁明朝统治的难题。

其实甘州兵变之后，山西镇守太监、山西巡抚等在九边的一线官员就上奏过要求朝廷严肃处理，以儆效尤，“甘州杀害抚臣，宜早正典刑，以辑人心”（《世宗实录》），因为这些人和被杀的许铭处境相同，一旦自己辖区的军士想效仿甘州，那被杀的可就是自己了。果不其然，就在山西高官上疏前后，“宣府、大同（的军士）拥众呐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大有甘州兵变再临之象。

甘州兵变之后，嘉靖朝特大的兵变（嘉靖朝不算甘州兵变尚有大型兵变19起）又有两起，即两次大同兵变。经事后调查发现，朝廷一致认为这是仿照甘州兵变的同类兵变，“自甘州五卫杀巡抚许铭，朝廷处之轻，颇无忌”（《明史》）。由此可见甘州兵变影响之深远。

崇祯自缢处的老槐树

文史君说

在明朝历史上，甘州兵变因规模大、影响深，给后世起了个坏头。甘州兵变本来就是造反有据的事，但是世宗年轻，优柔寡断，对李隆的罪行迟迟不能敲定，所以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威信，致使此后兵变多发，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之一。甚至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朝（1628-1644），兵变竟达20次。其时朝廷已无可御敌之兵，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走向覆灭。若往上追溯，甘州兵变不是为大明国运埋下了伏笔吗？

参考文献

《明世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

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明史研究论丛》1991年第1期。

崔云胜：《明嘉靖初年甘州兵变简论》，《河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邓涛：《明代兵变的转折点——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宁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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