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乃国之栋梁，中流砥柱；李鸿章是精于弄权之臣，平凡国相。所谓帝国裱糊匠是李鸿章败战之臣不反省自己却给自己开脱。我想以中国足球国家队作比喻比较恰当，左宗棠就像职业生涯后期的郝海东，虽然队友不给力，照样一个人盘活前场，李鸿章就像李毅，队伍实力不行不是你不进球的理由，也不用没事意淫一下自己的护球像亨利。
左宗棠
曾国藩的左宗棠的评价是：“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说李鸿章则是：“李少荃拼命做官”。
李鸿章
左宗棠在缺兵、缺粮、缺饷的情况下可说以一人之力收复新疆这等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左的军事才能，英雄气概，战略眼光显露无遗。而这日后中国版图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左，至少现在新疆不会是我们的。而当时一旦让俄国得到新疆，长城以北都是保不住的。而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显示出了无下限的战略眼光，为了让自己没错背后给左宗棠找了不少麻烦：
李鸿章不仅在收复新疆前夕调走了铭军，还将另外一支他认为战斗力较强的由宋庆统领的毅军也通过他的私下活动调往内地。光绪元年正月初七（1875年2月12日），李鸿章在给河南巡抚钱鼎铭的信中说：“西域粮运过艰，金、张、额三军已恐接济不及，宋军徘徊陇上，久成赘疣。若由尊处审度局势，抗疏直陈，以省毅军裹带供诸军饱腾为词，谅可仰邀俞允。鸿章前于议复海防疏内，曾力陈关外只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令饥溃。……乘机进言，无论准行与否，而事理所在，疆吏当迤迤持之，且豫库竭蹶，如此岂能分供两军之远役？”尽管当时毅军已有一千人已经出关到达哈密，但其余部队仍然被调回了河南。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人敌一国的说法，广为流传，而光绪初年，既然新疆即将大战，理应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源源西去才合理，可实际上不仅没有任何部队前往支援，相反倒有数万“精锐”从西部纷纷东撤，做逆向运动，以这种事实跟所谓一人敌一国的说法作个对照，某些人拼命以这种理论为李鸿章叫屈，是否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另一个体现区别的，收复新疆这么大的事，左宗棠只报销了两千六百万两军饷，而李鸿章体系停在甘陕抗命不前刘铭传部队，居然以“淮军西征”的名义分三次总共报销一千三百九十多万两。
实际上新疆问题不是单一的事，包括筹粮筹饷，包括部队长途跋涉，包括和英国俄国的交涉，再包括最后直面俄国拿回伊犁，左宗棠居功至伟。李鸿章却是步步料空，战略眼光跌破下限：
李鸿章对新疆问题，从一开始的中国没有收复新疆的人才，打不赢这场战争；没有到新疆的铁路去完成军粮的转运，无法进行这样的战争；阿古柏雄桀能军，左宗棠将会打败仗；进入南疆以后，一定会旋复旋失出现反复；喀酋和白彦虎逃入俄境，后患无穷，无法应付；一直到伊犁交涉期间，一旦以强硬姿态对付俄国，后果将不堪设想等等，所有的预言全部都落空了。
有人说收复新疆导致了李鸿章的海防资金不足，导致后来的甲午兵败，更是笑话，收复新疆跟甲午战争相聚20多年，而且说重视海防，实际上李鸿章一点情报工作都没做，一点备战都没有，却是做着太平梦：
光绪十七年五月五日，这时，距离甲午战争只有短短三年，应该属于临战时期了，李鸿章在《巡阅海军竣事折》里这样说；“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粟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
李鸿章志得意满的表情，已经跃然纸上，在这里，他不仅把海军，还把陆军、岸防工事、学堂和兵工厂，都做了十分美妙的描述。这个职任北洋的海军掌门人，信心十足地对大家说，渤海门户，已经深固不摇，可以高枕无忧。清廷那些帝后和王公大臣们，听了这番报告之后，当然个个心花怒放，谁还会去为海军的实力担心，为海军的经费发愁呢？
这份报告，实际上成了慈禧享乐工程的催化剂，成了中国文武官员盲目乐观的迷魂汤，后来翁同和反对购买枪炮和炮弹，也很难说没有受到这份报告的影响，大战降临，中国方面竟然是这种状况，这份报告的危害之大，当然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就在这份报告出笼的第二年，日本却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就等着开战了。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北洋舰队有七艘两千吨以上的军舰，总排水量两万七千吨，而日本只有两千吨以上的军舰五艘，总排水量只有一万七千吨。可是，到了光绪十八年，日本海军已经有了七万二千吨的总排水量，超过了在此期间盲目自大、一舰不购的北洋海军。日本陆军也大大加强，有了六万三千人的常备部队，预备部队更多达二十三万人，的确，这场战争终于到了不用打，中国就注定要失败的时候了。战后，有些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蓄意卖国，这些是过激之言；至于那些说李鸿章在日本有多少股份，不愿和日本开战的说法，更加不值一提。可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完全没有对于这场战争备战方面的紧迫感，，没有大战即将爆发时的警惕性，专心致志地当着他的太平宰相，终于使中国失去了本应全力备战的宝贵时间，成为注定要失败的一方，作为一个晚清第一人，他当然是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者，这样的评价，恐怕不冤枉吧？
李鸿章佣兵自肥，善于做官，排挤他人的品性其实太平天国期间早体现出来了：
李鸿章攻克苏州以后，清廷命令他立刻西去和曾国荃一起会攻金陵，结束那里的战事。李鸿章是江苏巡抚，金陵是江苏的地盘，这样的安排本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李鸿章却有自己的想法：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他花了两年时间包围金陵，自己此去是和曾国荃争功，肯定会引起不快，进而为此得罪曾国藩，所以一直按兵不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屡奉寄谕，饬派敝军会剿金陵。敝意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
然而，清廷不断催促，李鸿章不能总是按兵不动，想来想去，只有对浙江的左宗棠倾挤一下，于是，一下子挥兵进了浙江，攻克了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嘉兴等地。
左宗棠当然不能和曾国荃比，他没有什么“禁脔”，但是，他认为，从全局出发，此时江苏的溧阳、句容和安徽的广德都在太平军手中，将来大股太平军必然由此路跳出包围圈，因此曾三次致函曾国藩，要他注意上述问题，并特别强调要他注意广德。但这些呼吁没有任何作用，李鸿章回避了“禁脔”，一下子冲进浙江忙活起来，最后，大批太平军余部果然由广德逃出，使战争结束的时间大大延长。
如果仅仅是以上这些，也就罢了，让左宗棠不可忍耐的，是李鸿章在浙江的许多做法。他曾经向曾国藩抱怨说：“西塘之役，纵火大掠，闻因其六弟不能禁戢士卒所致。少荃（李鸿章，笔者注）因此迁怒嘉善汤令成烈而撤之。实则汤令之署嘉善，亦少荃所委，咨弟下扎者。湖丝盐利皆浙所应有者，则尽占之。嘉、杭富户及土匪地棍之曾充（太平军，笔者注）乡官者，则诱致而收其罚捐。浙之遗民多以此为言者。又湖北协浙之饷，每月万两，官言奏拨江海关洋税为抵，已奉明旨，少荃亦置不顾。沪饷不欠一月，浙饷已欠一年，尚复专謀挹注如此！岂浙亡而沪可独存耶？亦可哂矣！”
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曾国藩左宗棠裁撤了湘军和楚军，唯有李鸿章以剿捻的名义保留了淮军，这都不被慈禧猜忌，倒也体现出了李鸿章的会做官，随后淮军集团团结在李鸿章周围越发壮大，个个加大业大，反观左宗棠，不结党，不贪财，临终时的家产仅为两万五千两：
李鸿章的淮军，是由他本人一手打造的，军中所有骨干全部由李氏亲信担任，是一支只听命于李鸿章一人的子弟兵。李鸿章的僚属，在朝中担任尚书、侍郎和在地方担任总督、巡抚的一、二品文官，有38人，而担任提督、总兵等一、二品武官的，则多达1300余人。李鸿章“绝世时有私财四千万两”，他手下的人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刘铭传、潘鼎新、盛宣怀等等，都是身家以百万为计算单位的巨富。这些条件足以让李鸿章在中国官场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他和他的淮军，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李鸿章外战外行，内斗却是内行，左旗下的有功之臣他报复起来不遗余力，大家熟知的胡雪岩就是被他坑了：
中法战争中，统率恪靖定边军的王德榜，在冯子才受到法军攻击时，率部猛攻法军的侧后，和老将冯子才一起，前后夹击，将法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但是，当时的广西巡抚潘鼎新是李鸿章的心腹，隐瞒王德榜的战功不报，还打算对他进行陷害。左宗棠的另一个部属台湾道刘璈就更惨了，虽然他在沪尾之战中取得胜利，把来犯的法国人赶下了海，但却被刘铭传罗织罪名充军发配，最后死在宁古塔。就连商人胡雪岩也未能幸免，因为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而遭到报复，当时，胡雪岩垄断了江南的蚕丝收购，准备和洋商一较高下，手头的流动资金都变成了蚕丝积压在仓库里，可是上海的江海关此时故意将到期的中国在收复新疆时借的洋债拖延不付，胡雪岩是这笔债务的担保人，只好从非常紧张的资金中拿出钱来垫付这笔洋债，就在胡的银根被全面抽紧之后，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挤兑风暴从北京刮向全国，胡雪岩如日中天的生意顷刻间土崩瓦解，这位商人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再看中法战争，海战同甲午一样，李鸿章下令不主动进攻，缩在缸里坐以待毙，于是法军突袭，半小时全军覆没，造成对方十人受伤。有了李鸿章，我觉得就是慈禧把造园子的钱全用来买军舰，李鸿章也能败光了。值得注意的是：
时任日本“天城”舰舰长的东乡平八郎率舰随远东舰队观察战局；后来法军攻打台湾时，东乡亦随行观察。
我想后来日本敢跟中国打海战，也是摸清了老李的底细吧。
淮军不给力，福建水师被败光了，慈禧就又想起左宗棠了，1884年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于是有了左保举冯子才，有了镇南关大捷，夺取了谅山，台湾等地也顶住了法军的进攻。这才是国之栋梁。
从中法战争结束的光绪十一年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中间有九年时间，这九年，风平浪静，长期的战乱终于结束，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也渐渐显示出成果，是整个晚清最繁荣的时间，九年间，无论是国内的情况还是国际的形势，对中国都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段时间积极备战，扩充海军，完全可以把年财政收入总共只有八千万日元的日本远远甩在后面，让它永远不敢对中国产生任何非分之想。因此，笔者认为，把这九年称为中国晚清的黄金时期，是毫不过分的。
可是，中国在这段黄金时期里，没有买进一条军舰，到战争爆发之前的两三年，甚至连枪炮和弹药都不买了，黄海大战中，中国主力定远和镇远舰上威力巨大的火炮，两艘军舰加起来总共只有三发炮弹，让这样的军舰去和日本作战——请注意，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实战，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可这样的情况，不是儿戏又是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是由于慈禧把建设海军的钱拿去修建颐和园了，才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况，问题是，作为中国海军的实际掌门人，李鸿章对慈禧修园持什么态度，在中日海军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对于慈禧挥霍巨款，他积极进行阻拦了吗？
李鸿章不仅没有对慈禧的颐和园工程进行阻拦，相反，还鼓动一些想走门路的官员，打着报效海军的旗号，去给慈禧的颐和园工程送钱，当海军总兵刘步蟾和其他舰长们实在看不下去，终于义愤填膺，联名上书，要求增加海军经费，要求购买新舰，要求更新火炮装备的时候，李鸿章压下了这份请愿书，连个上报的举动都没有。
其他大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慈禧呢，一切有李鸿章把关，既然李鸿章没有强调海军经费存在严重问题，那么，慈禧当然乐得用大把大把的银子去搞自己的享乐工程了。
再回过头说洋务运动，左宗棠办的马尾造船厂，李鸿章办的天津制造局。但理念可不一样。李鸿章走引进模式，省钱见效快，左宗棠走的是引进吸收后自己建造模式。大家都知道哪个好，后面甲午战争很大程度上北洋舰队是输在了炮弹上，北洋的重炮铁甲舰，对日本的速射炮快航速，本来各有千秋，不过重炮也就每搜有几颗买的时候自带的开花炸弹，剩下都是实心弹，对手日本人用的可都是自主生产的开花弹。咱老李的天津制造局既不引进，自己也不会造，坑苦了海军将士们。
————————————————————
晚清的实力其实不差，只可惜当国家需要凯末尔这样人物的时候，在位的是弄权的李鸿章，李鸿章这样的人放在历史上其他年代，也算是平常将相，但生在那个时代，处在那个位置，就必然承担苛责。说实话，李鸿章比起坚持抗战的蒋委员长差多了，蒋尚且敢在上海对日发起主动进攻，李从来都不敢有硬气的时候，更如何比得上在新疆面对英国俄国在外交上保持强硬的左宗棠。
如果假设是李在中法战争后故去而剩下左，北洋舰队不会发展的那么差，甲午战争至少不会败，情报做的很好的日本人都不一定会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