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拒绝在全军中实行火器装备，不是为了防汉，而是因为钱！

康雍乾三朝，是清朝火器发展的高峰期！尤其是乾隆统治时期，他认为维护国家稳定，平叛地方叛乱，必须依仗火器，“兴师进剿，利于火器”，将火器（主要是火炮）视为“军中最紧要之利器”。

因为战争的需要（乾隆的“十大武功”，大多涉及边疆安定），如在镇压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时，因大小金川“万山丛矗，中绕汹溪”，地形十分复杂，行军本身就不是很方便，何况还要运送火枪、火炮等装备，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更加耽误时间和军情。所以清廷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制造火炮，“各处贼碉,须炮轰击者多，而攻得一处，炮位难于移运，又须随地另铸。”

当然，清廷为了加强火炮、火枪的统筹管理，标准统一，还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制定了“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将85种火炮列为国家制式武器，作为条例颁行全国。

那么，对火器如此重视的乾隆皇帝，为什么不实行全军更换火器装备，反而强调“弓马骑射乃建州之本”，并在军中保持武器装备，火器、刀弓各持近一半的比例呢？①

既然对火器如此重视，那他为何还在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又下达“各省督抚不动声色，将鸟枪改为弓箭”的禁枪圣旨呢？

要知道，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36年-公元1756年），乾隆帝还没有颁布“一口通商”的圣旨，大清朝和西方之间的交流相对于德川幕府的日本来说还是很密切的；乾隆二十二年开始，清王朝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但让乾隆引以为傲的“十大武功”都发生在“一口通商”之后。也就是说无论是闭关锁国之前，还是闭关锁国之后，乾隆帝对火器（火炮）的重视并没有因为自己制定“闭关锁国”的国策而减弱。

从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对火器装备存在矛盾心理的帝国统治者！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号称“大帝”的君主在对待火器装备上如此矛盾呢？有人认为，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清朝入关以来思想钳制最严重的皇帝，乾隆之所以颁布禁枪令，保持弓马骑射在军中一半的比例，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汉，即担心汉人掌握了火器后不堪他的残暴统治，一怒之下将他推翻。

汪郎认为，防汉并不是乾隆控制火器、禁止火器的主因，因为在《大清律例》中，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允许民间持枪的（鸟枪），只不过需要向官府报备，只要拿到官府颁发的持枪证，那么持枪就是合法的。

而在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福建巡抚潘思榘以“闽省民风不静，半在私藏军器”为由上了一道禁枪的折子，也被乾隆给拒绝了。

那么，乾隆不愿意大规模更换火器装备的主因是什么呢？汪郎认为，是因为钱。

其实站在乾隆的角度很好理解。

放眼整个天下，大清国天威赫赫，八旗官军铁蹄阵阵，绿营上下骁勇善战，一半火器装备，一半弓马装备的大清军队就能让周边宵小俯首称臣，那他何苦还花费巨额资金来完成大清军队的热武器更替？

何况大清疆域广大，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而且自己还要下江南，快乐地享受着人生，还要维系大清官僚体系的日常运转。

这样一算银子根本就不够用，哪里还有多余的银子去打造全副热兵器装备的大清军队，白花花的银子必须用在刀刃上。

那么，乾隆时期的财政到底如何，能否支持他完成军队冷热武器的更替呢？汪郎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的财政收支为例。

为什么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因为乾隆六下江南，有四次发生在这一年之前，两次发生在这一年之后；而他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中，有四次发生在这一年之前，有五次发生在这一年之后，剩下的一次发生的时间包含乾隆三十一年。

所以乾隆三十一年的清王朝财政收支是极具代表性的。

乾隆三十一年财政收入：

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馀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馀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总计财政收入为4854余万两白银，那么这一年支出多少银两呢？

岁出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馀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馀万两，外藩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馀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是为岁出三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

根据这段史料记载，乾隆三十一年，合计支出白银高达3451余万两，剩余1403万两的白银。如果不考虑其他，是可以完成武器装备更替的，但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清缅战争，而且是关键性一年。

要知道，乾隆三十一年“岁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馀万两”只是正常的军费支出（即养兵费），并不包括这一年对缅甸征伐的银两支出（即战争军费支出）。

作为乾隆的“十全武功”之一，清缅战争的消耗也是极大的。这一年清廷光是调兵就达14000余人，还不算征集马、驴、牛等充当物资运输的后勤力量，以及战争期间的火器装备消耗。

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年清朝对缅甸进行反击，到乾隆三十四年战争结束，清廷在这场战争中总计花费白银911万两，平均每年花费182万两的银子。

除此外，乾隆剩余的“九大武功”，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整整四十六年间，清廷先后发动了第一次平大小金川之战、平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平准噶尔阿穆尔撒纳之战、平南疆大小和卓叛乱、第二次平大小金川之战、平定台湾林爽文之战、平安南之战、两次征伐廓尔喀等九场战役。

而其中的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耗费清廷白银高达7000多万两。如果以乾隆三十一年的财政收入为基点，一个偏居川西一隅、仅有弹丸之地、数万人口的大小金川，就花费了清廷近两年的财政收入。

从中就可以看出，从乾隆十二年一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军费支出占据了乾隆朝财政支出的大头项目，内容除了经常性军费支出（即养兵费）外，还有战争性军费支出。

何况他的“十全武功”，依靠的是半火器半弓马的军队完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根本无心也无力去考虑全军更换火器装备。尽管清缅战争结束后，有将领向他提出“西方购置先进的枪支，雇佣西方军事技术人员，并仿制西方枪支以增强国力”的建议，但都被他否决了。

第二、官员俸禄和皇室费用也是乾隆朝财政支出的一笔大项目。

清朝的官员俸禄支出主要有官俸、养廉和公费三种。俸食是国家给官吏的正常薪水，养廉银是正常薪水之外的一种较为稳定的补贴（类似于今天的五险一金），公费是由各级官吏自己支配的办公费用（类似于小金库）。

当然养廉银起源于雍正，但在乾隆时期得到发展；而且随着清朝官僚体系的完善和扩大，官吏人数的增加，官员的俸禄，包括养廉银在清廷的财政支出中越来越多。

从以上史料就可以看出，乾隆三十一年的官员俸禄支出（包括养廉银和公费）就高达到543万余两，这还不包括驿站、科场等地方预备银600余万两的支出。

这还不算皇室的日常花费。

清朝前期，因为八旗贵族的“跑马圈地”，皇室也是占有皇庄的，故而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是分开管理的，皇室的日常开支大都出自皇庄收入。

但从乾隆以后，皇室的生活日益腐化奢侈，正常的皇庄已经满足不了日常所需，这样势必会动用国家财政用来补充皇室的消耗。

最典型的就是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至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间，乾隆扩建圆明三园中的长春园、绮春园和扩建承德避暑山庄的支出、以及他四次东巡、六下江南的花费。

除了乾隆自身的花费外，还有宫廷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等代表皇家脸面的花费，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子大婚等方面的花费，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等支出。

故而乾隆三十一年，清廷虽然准备了五十六万两备用银由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平分，但银子不够用时，皇权要挪用国家财政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一年即使有盈余，也要考虑其他地方是否需要补漏。

对于乾隆来说，国家的管理需要各级官员的付出，而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同样重要，但这些都是要大把花钱的，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去考虑军队换装。

正因为如此，才有“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的记录。

第三、国家政策性工程支出。

不能否认的是，乾隆虽然是清朝衰弱的转折点，但他在国家各项大型政策性工程建设是不遗余力的，这对财政支出也是极大的考验。

乾隆对地方上修建水利极为重视，他的六下江南，本意就是为了游玩，但在此期间对江南的水利设施建设也支付了大把的银子。

乾隆三十一年，清廷拨银380余万两用于治理黄河、京杭大运河、永定河的堤防、疏浚等水利工程，“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馀万两”（东河即河南、山东河道水域，设东河总督，驻济宁；南河即江苏淮安清江浦段的水域，设南河总督，驻清江浦。）

这笔支出称为河工费，清代此项支出正是由乾隆三十一年开始的。

除了必要的水利工程建设外，乾隆还完善了另一项政策性国家工程，即以宗教文化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肉长城。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会盟后视察蒙古各部时明确指出大清国不再效仿秦汉修建长城，因为他要以宗教为纽带（藏传佛教），建立一条无形的血肉长城。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为此，也揭开清廷从康熙五十二年起在热河行宫修建寺庙的先河。

当然，作为把自己的祖父当成偶像的乾隆帝，自然也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事实上，乾隆除了在避暑山庄修建藏传佛教的寺庙外，还在多伦诺尔、盛京、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建立寺庙，形成了一道“宗教长城”。

在乾隆修建的这些寺庙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承德避暑山庄中乾隆二十年 (公元1755年)开始修建并用时5年的“普宁寺”，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开始修建并用时2年的“安远庙”，乾隆三十二年 (公元1767年)开始修建并用时5年的“普陀宗乘庙”，因为这和乾隆开拓疆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是他用来安抚准噶尔蒙古各部的工具。

除这三大寺庙外，乾隆还在避暑山庄修建了普佑寺、殊像寺、须弥福寿寺，加上康熙时期的溥仁寺 、溥善寺，这八座庙宇统称外八庙，由清政府的理藩院印务处管辖。对于外八庙的喇嘛们，乾隆对他们的管理犹如大清的官员，按月支付他们银两费用。

正是通过藏传寺庙的建设，从而加深了清王朝统治者和蒙古贵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和蒙藏地区的团结。而乾隆三十六年蒙古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更印证了乾隆“文化长城”打造的成效。

何况，普陀宗乘庙虽然建于乾隆三十二年，但所用的银子是乾隆三十一年的盈余。

在这种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下，配合半火器半弓马的军队，帝国获取的政治成效是显著的。故而即使乾隆三十一年财政充裕，乾隆也不会去思考给全军进行热兵器改革，多建几座寺庙远比在武器上的改革划算得多。

当然，乾隆不给军队全部更换热武器装备，不是他意识不到热武器的威力，只是当时的清军尚且存在的战斗力给了他错觉。

火炮配合着弓马骑射，不仅成就了他赫赫威名的“十全武功”，也为“康雍乾盛世”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所以在他看来，全军换不换火器装备都无关紧要。

何况终乾隆一朝，并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洋人来挑衅他的威严。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的洪任辉告状事件，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使者马戈尔尼访华，两个强硬分子最后都弯下了他们那双罗圈腿向大清国屈服了，既然如此，乾隆更没有必要费那个心思去更换火器装备了。

这也导致了大清国日渐衰弱的军备，直至鸦片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