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他先将立下汗马功劳的异姓王清理，除了吴氏的长沙王以外，陆续有九个刘氏宗室被封为王。不仅如此，刘邦还逼着群臣立下了“非刘姓不王”的盟誓。他的想法是吸取秦亡的教训，以同姓子弟为王，共同捍卫皇族的统治。
然而，令刘邦没有想到的是，同姓为王，在分封之初可谓是很美好的，对内亲情满满，对外同仇敌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两代人之后，彼此的血缘观念开始淡薄，反而滋生了一个观念：都是刘姓，都是高祖的子孙，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天子，就非得是藩王?
这个想法蔓延开来，就给中央朝廷带来了麻烦，再加上汉文帝是以庶子继位，地位不那么巩固，接连就发生了济北王刘兴、淮南王刘长的叛乱。汉文帝也想了不少办法，其中就包括派列侯去封地与诸侯王争权，并封自己的儿子为王，但都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汉景帝时期，尔虞我诈的局面越发严重。汉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对诸侯王进行削藩。削藩就是削减诸侯的封地和权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这些诸侯都高祖分封的，养尊处优惯了，哪有什么理由削减?
汉景帝发扬了有错要削藩，没错创造错误也要削藩的精神，一开始取得不小的成效。但这些藩王有兵有钱，担心削藩没完没了。于是，在吴王刘濞的首先带领下，终于联合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这次诸侯大乱，虽然时间不长，却牵涉了几乎汉朝全国。关键时候汉文帝分封自己儿子为王起到了关键作用。梁王刘武是汉景帝一母所生的弟弟，自然与兄长并肩作战，最后赢得了这场战争。
此时的诸侯被平定后，元气大伤，七国之中有六国被收为中央，只有楚国另立新王。但是，必须要看到，分封制的弊端仍然存在。只要这些土地再次分封出去，或者让剩余的藩王休养生息，就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七国之乱”。这个残酷的事实，不光汉景帝清楚，连刚刚继位后的汉武帝也有清醒的认识。
作为一代雄主，自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削藩，汉景帝是采取强硬手段，赤裸裸地夺走诸侯的封地，自然遭到了激烈抵抗，而汉武帝却使用了一个巧妙地手段。他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
所谓推恩令，核心思想就是除了嫡长子继承诸侯的王位外，诸侯的其余儿子也能在原封国封侯，并且取得封地。这样一来，诸侯国越分越小，直到“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而且犬牙交错，根本形成不了对中央朝廷的威慑。
这项政策颁布后，除了淮南王刘安勾结衡山王刘赐阴谋作乱外，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让汉文帝、汉景帝头痛不已的诸侯国这个心腹大患，就如同雪球一样消融。之所以汉武帝能取得如此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七国之乱后，诸侯的实力还未恢复，但更重要的是赢得了人心。
汉武帝的推恩令，从表面上来看，中央朝廷没有多占地方一寸土地。相反，它借力打力，将诸侯自己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数个后代。这也就像诸侯削弱中央王朝一样，削弱了诸侯的力量。但与粗暴的方法不同的是，它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除嫡长子外，其余庶出的子弟都是感恩戴德，因此推恩令实行得相当完美。
此后，诸侯王再也不能对西汉王朝造成威胁，但11年后，汉武帝又出了一个狠招，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是在汉武帝需要平定周边西羌、南越边患时，诸侯却都不配合。除了齐国相国卜式支持外，诸侯国都装聋作哑，拒不响应。
结果，汉武帝想出了一招绝的。元鼎五年时，汉武帝要进行祭祀，各诸侯国要交纳贡金，这是汉文帝时顶下的规矩，叫做酎金助祭。贡金的数量是按照封国大小来确定的，但诸侯一般都不会足额上交。这些诸侯平常都打点办事的少府，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汉武帝杜绝了其中的猫腻，借贡金不足为理解，一口气剥夺了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这个数量，占据当时列侯总数的一半。剩下的列侯，也只能在封国收租子度日，再也不能过问军政之事。这种封土而不治民的方法，最终将诸侯国的问题解决，也让汉朝实质上走向了郡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