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河南省会郑州市的北郊，有个地方叫做花园口。当年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入侵，下令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导致黄河彻底改道，形成了苦难的“黄泛区”。黄泛区的出现虽暂时阻挡了日军入侵的脚步，但同时导致了数百万人民无辜遇难，背井离乡。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场人为洪灾背后的故事。
抗战中，最早提出“焦土政策”的应是李宗仁。全国抗战之初，主张完全抗日的他就发表了《焦土抗战论》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一殊死之抗战。”[1]
蒋介石也赞成这种主张。“焦土抗战”运用的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中原地区。决堤的黄河淹没了整个中原大地，给日军重大打击的同时，对河南等地的民众留下更深的伤痛。
在台儿庄大捷后，1938年4月，蒋介石想趁着士气高昂的时候，一鼓作气，重创日军。便把20余万中央军主力调到徐州战场。而当时的日军也因台儿庄的失败备受大本营以及国内舆论的谴责，急需一场胜利来缓解压力。这下子可以说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于是在5月初，日军迅速调集30余万人向徐州形成夹击之势，蒋介石这下子慌了，我这边中央军主力就20几万，你30几万的精锐部队要来包围我，于是迅速下令撤离徐州。
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向豫东、豫南撤退。日本华北派遣军土肥原师团，由菏泽北面董口强渡黄河，向陇海线挺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所部拦截阻击。
1938年初，陈果夫从黄河与中日战争关系的角度，向蒋介石进言：“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者可能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陵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许多将领也纷纷提出决开黄河的建议，如白崇禧、熊斌、何成璞、黄新吾、刘仲元等将领。这些将领的建议，促成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决断。
不可否认，“花园口决堤”在战略上有一定的作用。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六月九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日军也认为：“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淮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扬子江前进。为了增加华中派遣军的兵站部队，大本营从华北方面抽出相当数量的兵站部队，自6月中旬起派到华中各地。由于河水泛滥，津浦沿线的交通网（铁路、道路）被破坏，给兵力移动带来障碍。”但是，国民政府不仅错误地估计了日军的作战意图（日军早已否定沿京汉线南下的打法），而且完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
花园口决堤造成了民众89.3万人死亡，1200万人无家可归，如此重大的“人祸”，自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谴责的声音，更是滔滔不绝。日军纵然穷凶极恶，但也不愿将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急忙发动电台、报纸等舆论工作，全力澄清事实：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纯属国民党所为！
陈诚为了坐实日军飞机炸堤的罪行，他还亲自出席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有记者问道：“日方否认炸堤，并一再宣称黄河溃坝之事，纯系国军所为，您对这件事如何评论？”
陈诚“义愤填膺”地说：“自古以来，黄河虽多次溃堤，但皆为天灾，日军依仗着武器之利，炸毁黄河大堤，致使黄河决口，让我黎民涂炭，家国遭殃，言日本是人类之大敌，亦一点也不为过！”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
花园口决口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暴行。不过，日本方面始终不肯承认这事儿，对中国的宣传进行反驳，因此双方在激烈的战事之余，还进行了一场“新闻战”。
当然，开河决堤的最初目的达到了。因为突如其来的洪水，日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仅是士兵人数大减，而且还失去了许多武器、车马，前进侵华的步伐自然是受到了阻碍。
而在日军面对洪水的时候，我国军队也对小规模的日军进行了围歼，进而收复了一些失地。
只不过，虽然这一条路被黄河河水所阻拦，日军还是通过其他路线前进。这次事件仅仅过了三个月，武汉便被日军占领。
那么蒋介石下令开河决堤的抉择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