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拂晓，城外火光烛天，走投无路的崇祯帝朱由检上了煤山，望着昔日葱郁秀美的山河沦陷战火，悲怆高呼：“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后寻了棵歪脖老槐树，上吊自缢而亡，光着左脚，右脚挂着一只红鞋，一派凄凉，终年33岁。
自崇祯登基以来，一直勤勉奋进，为收拾残败的江山，可谓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他除魏忠贤、平冤狱、颁《罪己诏》、平定叛乱，做出不少贡献。然而，父辈传下来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纵使崇祯励精图治，也很难拯救残局、力挽狂澜。
当时北旱南涝，又起蝗灾，各地饥荒、瘟疫不断，农民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又逢金兵南下，边疆战事危急，而朝中军饷不足，只得加征税赋、盘剥百姓，更加重了百姓负担，矛盾愈发激烈。如此内忧外患，崇祯既无雄才大略，也不任人唯贤，自然是分身乏术。
除了局势危急，崇祯本人也存在一定的人格缺陷，也是导致他悲惨结局的一大因素。崇祯虽期盼“中兴”之景，也为之勤勉上进，但他生性多疑、苛刻寡恩。
镇压农民起义期间，频繁更换将领，以至于作战方略风格时常变换，军心不稳，只能落得功亏一篑的下场。李自成也因而九死一生，有了多次喘息之机，为往后攻入京师打下根基。
在打击李自成的拉锯战中，孙传庭是明廷的一大王牌猛将，孙传庭曾主动请缨围剿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最终仅以十八骑兵突围而走，明朝军情大好。但在崇祯十一年，由于孙传庭极力反对杨嗣昌留用陕西军的主张，二人矛盾颇深，崇祯便严禁他入宫觐见，而杨嗣昌一派的洪承畴则受到重用，引发孙传庭愤懑不平。孙传庭被贬为庶民，又锒铛入狱。
直至崇祯十五年，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溃败崇祯只得从狱中提出孙传庭重新重用。孙传庭重整旗鼓，前期成功击退李自成军，只可惜后来军饷耗尽，又偏逢大雨连绵，士兵又冷又饿，士气低迷，节节败退。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兵败汝州，明军四万精兵战死。
崇祯因其性格缺陷，使本就根基不固的明朝江山雪上加霜，随着护国大将接连惨死，时局每况愈下，崇祯缢亡于煤山，大明也最终走向覆灭。
而事实上崇祯并不完全是因风骨峭峻而上吊自缢而亡，他曾于李自成攻入京师后，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欲逃，却被乱箭所阻，又逃至齐化门惨遭成国公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却无法劈开门锁，至此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于是追随大明祖训“君王死社稷”，自缢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