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是我国农历纪年的甲午之年，天干为甲，五行属木。地支为午，五行属火。朽木遇烈火，灰飞而烟灭。早已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国在这场大火当中如同朽木一样被无情的烈火所吞噬殆尽。
1895年4月17日，日本下关春帆楼，大清帝国甲午战败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谈判
伊：我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到这个数目，万难再减。
李：总请再减。
伊：无可再减。
李：“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割台之事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光辉文明的泱泱大国正在低三下四的央求一个一直被自己看不起的倭奴之国:能不能少赔点钱，能不能晚点割地呢？如此悲惨的场面还要追述到三十年前中日两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痛定思痛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洋务运动。同时代的日本在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也同样认识到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必然会再次受辱，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之下开始进行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化。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向西方学习、同样的近代化，然而三十年后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胜一败，一个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一个成了宰割别人的虎狼。这是为什么呢？小小的日本为什么会打赢泱泱大国呢？反思这场战争的失败，就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首先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在政治体上进行了根本改革。
同治年间德国宰相俾斯麦曾对人说：“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新政府的领导下进行近代化改革。第一，政治上，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仿效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上于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向日本全体国民公布。由此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制国家，正式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第二，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第三，生活教育上，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全方位的大力度的根本性的改革。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日本由此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改革实质就是日本国家的再造。改革后的日本天皇无论有多么大的权力，都还有一个立宪体制来制约，不可能任性胡来。
反观同时代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之下，把西方先进的科技嫁接在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上，单纯学习西方的器物，而不改变中国落后的制度，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以失败而收场的。李鸿章曾把自己比做大清帝国的“裱糊匠”，就如农村谚语说的:驴粪蛋蛋，外面光。
善学者，学根本，是为胜;不善学者，学皮毛，必败无疑。
总的来讲，晚清的政治体制就是专制独裁，慈禧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大臣们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对策，最后拍板的只有一个人。在这种体制之下慈禧太后要修颐和园，李鸿章要建设海军，怎么办？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去拍慈禧的马屁的。如果是一个相对民主的、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有议会宪法制约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这种一个人的错给一个民族带来灾难的事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战前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比中国人对自己的了解更清楚、更清晰。
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以“知日”闻名。1887年他写成《日本国志》这本书，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了日本，应该是当时国人了解日本最佳的参考书了。然而此书写成后的很长时间竟无人问津。甲午战后才有人想起此书，方才开始刊行。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评价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该书《自叙》中有一段话发人深醒:
者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者，可不谓狭隘欤？
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对于身边日益强大而野心勃勃的日本，不愿意去了解，也不屑于了解。而此时的日本为了解对手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例如，岸田吟香，一个日本传奇人物。他在中国办了一个乐善堂药店，这个乐善堂是甲午战前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总部。由于日本政府太穷了，根本没有钱为间谍们提供经费，所以所有经费几乎都是岸田吟香提供的。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左右，甲午战争爆发前大都在中国待了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说流利的汉语包括地方方言，为了看起来更像中国人他们长期混迹于各个层次的中国人当中。
他们到中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这些边远省份。为了节约经费和近距离考查中国各地的民风民情，他们大多打扮成乞丐，边乞讨边工作。为了测量从渤海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这些日本间谍打扮成中国渔民，撑着小渔船，硬是用铅垂画出了中国沿海详尽的海图。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村中有几口水井并俱体位置都清清楚楚。甲午战争其间日军几乎很少迷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间谍提供的精密情报。战后日本明治天皇为表彰这些间谍的功迹还亲自接见了三名间谍，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日本间谍忘我的工作，日军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再次，面对国际舆论，日本人尽全力把自己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包装成文明对野蛮、先进对落后的战争，日本是为了把中国人从野蛮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才不得发动战争的，所以这场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
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在我们看来是地地道道的，毫无疑问的侵略战争。但是当时西方的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却和我们的认知完全相反。他们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感，反而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甚至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什么西方人会有如此荒诞的认知呢？第一，日本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宣传包装。例如，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在豪斯的包装之下，使西方民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纽约的《先驱报》就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如果失败，将会使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甚至美国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是“东方的美国佬”。对日本人很有认同感。第二，对西方媒体随军记者态度，中日截然相反。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媒体向中日双方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清政府直接拒绝了而且战争期间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不熟悉地方而错走到清军阵地，直接被砍了头，从而使西方媒极其厌恶中国。反观日本，最初日本政府和军方也不同意，但是在驻美公使粟野慎一郎和驻英、德公使的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的运作之下，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的请求。日军也在战争中配合西方媒体做足了秀，优待俘虏、照顾战地百姓，保护群众财产等等让整个西方都看到了日军的文明。
总之，日本人操控了媒体，整个战争中西方的报导对中国极其不利，也使本来是正义一方的中国在国际與论中处处被动，难于获得同情和援助。
最后是，一个全民团结一致的日本对一盘散沙的中国。
现在的日元一万元纸币上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他是日本明治时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极力鼓舞日本国民支持战争，“日清战争为文明与野蛮之战”这一著名口号就是他喊出来的。他不光叫嚣而且还身体力行为战争捐了一万日元。一万日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哪？吃牛肉火锅每人只要五钱(一日元合一百钱)，可见一万日元在当时是巨款，他的捐款是战争期间私人捐款第二位。在他的鼓动之下，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共有2164686人捐款220.977万日元又70钱9厘，平均每人捐一日元多一点。此外还有949128人捐物。日本人没有借一分钱外债。传说日本天皇为了战争连私房钱都捐了出来，可见日本人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为了赌赢这场战争下了血本。
反观中国，第一筹款方面，战争期间以“捐款”手段筹饷，但往往都是强行摊派，不但得不到民众认可反而认民众更加厌恶。第二作战方面，南洋、粤洋海军坐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无动于衷。1895年2月16日，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前天，威海卫水陆营处提调牛昶昞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写信说:“广丙舰原属广东舰队，去年春季，李中堂按贯例校阅海军。广甲、广乙等舰为此来到北洋。事毕本应立即返粤，但随后因事暂留北洋。此次战争广东本未参与，请阁下细察，归还广丙舰。程舰长返广东再不参与此次战争。若此事得到阁下应允，我等将感恩不尽。烦请阁下答复。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牛昶昞拜。信写的极其卑顺。此事毫无悬念被日本人拒绝了，并被当作笑话在日本流传。
中国地域意识的强烈与全局观念的谈漠使李鸿章曾感叹，这场战争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总之，这场战争我们失败了，反思这场战争的失败不是让我们更加痛恨日本人，而是要知耻而后勇，向敌人学习，明白敌人为什么会赢，我们为什么会败。下一场战争我们怎么才能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