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一战，明军溃散，将士死伤严重，李定国只好弃新会南走高州。
广东收复已然无望，广东地区不愿做清廷臣民的“民间男妇老幼，饥兵病卒，共六十万人从之。”
这样一来，李定国一军行动滞缓，几不成军。
清军尾随追击，数度重创李定国军。
李定国“抚难民哀号失声”，焚毁横州浮桥，连夜由宾州撤往粤西。
至此，广东高、廉、雷三府所属的二州十县，及肇庆府所属六县、罗定州所属二县，共计三府三州十八县，又复陷于清军。
永历九年，李定国回到南宁，兵力仅剩六千。
孙可望听说李定国军败，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称快。
他为了防止李定国西入黔、滇搅局，命令总兵刘镇国、关有才、张明志这“刘关张三人组”统十三营之师，凡四万人，扼守田州，并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李定国前有孙兵堵截，后有清兵追击，处境大为不妙。
就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困境下，李定国收到了永历帝的血字诏书！
早在前年便把脱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与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及大学士吴贞毓等密谋，遣使臣林青阳、周官赍敕及刻有“屏翰亲臣“四字的金印一颗，召李定国率兵入卫。
彼时，李定国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第二次广东大战，分不开身，只是“接敕感泣”，许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
哪料，粤东未复，圣主更加困厄。
现在，前来赍血字诏书的兵部侍郎萧尹向李定国描述起孙可望的种种跋扈作为时，既怒形于色，又泣不成声。
原来，那孙可望得知林青阳、周官斋携密敕及“屏翰亲臣”金印求援于李定国，恼怒之下，命郑国、王爱秀严刑拷掠与事诸臣，并胁迫永历下诏处死吴贞毓及刑科给事中张镌、翰林院检讨蒋乾昌、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大臣，酿造出惊骇海内的“十八先生案”血案。此后，又谕云南城守王尚礼，籍没李定国安西大营的宫眷并文武兵丁妇女，分配给各营，所幸王尚礼以“大营分散，将滋内乱”为由，再三劝阻，才改作“裁汰安西大营粮饷”处置。
而孙可望为准备称帝登基，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悔罪归明》中也记，孙可望在昆明所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
想着孙可望为阻止自己撤回云南，不惜使总兵关有才、刘镇国、张明志等统十三营之师屯于田州堵击自己，还命人在自己后撤必经之路焚毁刍粮全，这已经很过分了，没想到，他对圣上的逼迫和欺凌竟然一至于此，而且，圣上现在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李定国伏地恸哭不能起，遣使贡上服御物，痛奏道：“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
可是，自己所部只有数千之众，如何从孙可望这个“逆臣”的眼皮底下救出圣上，并如何除掉这个“逆臣”，却是个天大的难题。
中书金维新献策说：“关有才、刘镇国、关明志等人虽然兵多，但都是您当日的旧部下，怎么敢与将军为敌？！如今将军以奇兵长袭，他们在毫无防备之际我突然出现，一定会且惊而溃。彼时，我乘胜奔至安龙，迎皇上入云南，可谓名利双收。”
所谓艺高人胆大。
李定国决计险中求胜，拼死一搏。
翌年正月，李定国拔寨从便道入滇，“军中尽易皂旗”，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
关、刘浑然不察，等李定国掩杀至跟前，慌忙“乘空马驰去”。
李定国不愿兄弟自阋于墙，传令不要追逐二将，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
刘、关部下士卒都在道路两旁跪下迎接。
李定国传谕安抚道：“你们用不着害怕，我与秦王本为义兄弟，只不过小人从中挑拨离间，现在嫌隙已去，别无他事。你们各自回营，稍后一块喝酒吃肉。”
“于是两兵相遇欢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国发二万银犒之，且令休息。诸军皆呼千岁。”
招抚到这支队伍，李定国军势渐振，继续疾驰安龙。
在安龙，“君臣相抱持痛哭。”
永历拭泪而笑，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李定国泣奏道：“臣得蒙陛下知遇大恩，一心想取两广以迎圣驾，哪知事情不但不能如臣所愿，反而让陛下担惊受怕日久，臣真是万死不能自赎。”
随后，李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