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关于郭松龄的介绍中，都认为郭松龄是奉系五虎将中最能打的，在两次直奉大战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直奉大战因为少帅与郭松龄的三八旅在山海关防线阻止了直军想要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也是少帅与郭松龄的第三军立功最大。
由于少帅是甩手掌柜，所以，大部分的功劳算到郭松龄的身上应该也是说得过去的。
当然，这里面的水分其实还是蛮大的，比如第一次直奉大战的尾巴，三八旅建制虽然完整，那是因为三八旅装备精良，又没有担任主攻，后续建制完整也是正常的，至于说两个旅就让吴佩孚放弃既定的作战计划，更是无稽之谈。
以当时的政治环境，直系能够打到山海关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往外打，必然遭到日本的反对，所以，将直系不出关，完全归功于郭松龄，吹水痕迹太明显。
至于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说郭松龄是最大的功臣，也是一样站不住脚。
从宏观角度来说，当时的直系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吴佩孚虽然能打，但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最后搞得直系内部鸡飞狗跳，尤其是冯玉祥更是受到吴佩孚的欺压，以致老冯最后发动北京政变，倒戈吴佩孚，致使第二次直奉大战吴佩孚败北。
可以说，经过整军经武的奉军实力相比于第一次直奉大战时应该是有显著提升的，然而这也只是奉军取胜的前提条件，根本原因则是冯玉祥倒戈，让吴佩孚两面受敌。
从微观角度来说，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表现也很差劲，在此次战役中，郭松龄率第三军从正面仰攻山海关，而姜登选与韩麟春的第一军从山海关的侧面发动进攻，由于直系将主力放在正面战场，所以第一军很快传来捷报，攻入九门口和石门寨。
在接下来的军事会议中，少帅提议从第三军中抽调五个精锐团，由郭松龄率领从侧面穿插石门寨，一举可以击破直军的山海关防线。
虽然，姜登选和韩麟春不想郭松龄来抢功，但是由于这次决策是少帅提出，又很有见解，都表示同意。
由于姜登选和韩麟春等人与郭松龄平日关系就不好，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就调侃郭松龄说“这计谋好啊，你也好露露脸，也可以立功嘛。”结果郭松龄受不了刺激，竟然掉头将军事会议上的五个团撤走，山海关大战因为郭松龄一时置气，差点告吹。
得知郭松龄撤退后，少帅连夜追赶郭松龄，在少帅的“好言相劝”下，郭松龄才率军回山海关继续作战，未按照之前既定的作战计划行动。
山海关一战，的确是郭松龄从正面战场突破直军防线的，然而当时郭松龄这种擅自行动，不顾大局，违反军令的行为，差点坏了奉军的大事。
事后姜登选和韩麟春也到张作霖那里告了郭松龄一状，仗着少帅撑腰，此事也不了了之了。
郭松龄作为当时国内顶级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对具体的战术实施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要说为三军主帅，其实还差了很多火候，充其量可以当一个师长。
这也是为何后来郭松龄率领七万精锐反奉，连一个月都没有坚持住的原因，性情用事，缺乏大局观，都是郭松龄的缺点，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没有见过世面。
不是纵横看不起当时的国内军校，陆大毕业的，眼界相对于日本陆士的就是差劲。
正因为如此，张作霖更信任以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为首的士官派，吃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也更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当时杨宇霆和皖系徐树铮搞了一个秦皇岛劫械案，直接让奉系编了七个混成旅，实力大增。
包括后面的奉系整军经武，大方向上都是士官派在搞，郭松龄对奉军的贡献，都是小打小闹的，然而他却不自知，认为自己对奉军贡献最大，奉军没有他就不行了。
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张作霖分地盘的时候，据说本来是要给郭松龄一个督军当一当，后来被杨宇霆要走了，这让郭松龄十分不满。
其实，当时的督军除了张宗昌收编能力强，在山东站稳脚跟，剩下的杨宇霆和姜登选都是带领极少数人马去赴任的，后来遭到孙传芳的反奉突袭，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相比之前，张作霖任命郭松龄为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手握七万奉系精锐，这种封赏难道不比一个光杆司令的督军强吗？
其实，张作霖就是给郭松龄一个督军来当，也满足不了他的胃口，这一点他后来在反奉檄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老帅下野，少帅出国，他来主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