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很多人都认为，到这一天为止，在大陆的国民党军已经被消灭干净了。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至少在大西南，还盘踞着近百万国军，随时准备着反攻。
能否铲除这近百万军队，对新中国的意义无疑非常重大，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的分量。这个任务，就落到了第二野战军的头上。
老蒋之所以选择大西南作为最后的根据地，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从抗战时期就可以看出来，日军几乎踏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但对大西南却始终没有办法。在老蒋看来，日本人没有办法，我军也不见得有办法，只要把大西南守住，就不愁将来没有反攻的机会。
应该说，老蒋的这个如意算盘还是不错的，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四川也向来都是易守难攻之地，退则坐拥天府之国，进则出川徐图天下。但是，老蒋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毁在了一个人的手里。
这个人就是刘宗宽，陕西蒲城县人，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军的秘密特工，家里竟住着第二野战军的情报人员。
那么，刘宗宽是如何把老蒋的“如意算盘”打破的呢？
当时蒋介石飞到重庆后，长官公署头目张群指定刘宗宽作情况判断的汇报。为引诱蒋介石上圈套，刘宗宽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为避免蒋介石猜疑及宋希濂等人的反对，刘宗宽耍了一个“花招”，让沈策事先阅看这一汇报，因它对胡宗南有利，并让沈策代他发言。果然，汇报即出，胡宗南就大力呼应，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林园会议后，刘宗宽利用代参谋长的大权，搞了一个川东防御部署，表面上看像铜墙铁壁，层层设防，无隙可钻，实际上他已暗施手脚，有意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开了个大口子。翻开刘宗宽的布防图，名义上在此设有“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所谓“绥靖指挥部”的司令即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纯系地方保安团队，无国民党正规军，而这一地区看似归“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管辖，但刘宗宽在正式文件上故意不加以明确，使宋希濂想管又管不着。
而二野大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从这个空档打进四川。
与此同时。刘宗宽把罗广文的15兵团调到川北，未等罗部喘气，他又趁刘邓大军已从秀山、彭水入川，将罗广文部从川北星夜调回川东，使其疲于奔命，丧失了战斗力，继宋希濂之后，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痛击。
1949年11月下旬，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蒋介石下令调集800辆汽车入川，接胡宗南第一军主力来守卫重庆。刘宗宽得知后，立即安排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长官公署护照，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将情报送达二野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得报后，加快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就被击溃。
到11月28日，蒋介石与张群仍不知道刘宗宽的真实身份，将率领西南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他。他命令总务处长率部先走，自己则隐藏起来。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刘宗宽才公开站出来迎接解放大军。
二野进入重庆后，刘伯承亲自接见了刘宗宽，聘请他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高级参议，并说：“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特别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那么，作为国军的高级参谋长，刘宗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还从他的出身说起。
刘宗宽早年是杨虎城的部下，并在杨虎城的推荐下，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请注意，他的入学成绩和毕业成绩都是第一名，而同期的学生还有：王耀武、戴安澜、黄公略、曾泽生、方先觉、李天霞、陈奇涵等等，个个都是顶级名将，却都败在了刘宗宽的手下。
几年后，刘宗宽又被杨虎城保送进入了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到毕业时，刘宗宽又是第一名。老蒋也对他非常赏识，刚毕业就任命他为军委会少将高参。但刘宗宽这个人很重感情，没有接受老蒋的邀请，而是继续回到了西北军。
然而，因西安事变，杨虎城成了老蒋的眼中钉，刘宗宽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牵连，后来还因为跟胡宗南的纠纷，被老蒋批示枪决。好在冯玉祥亲自出面，才改成了13年刑期。
直到抗战结束后，刘宗宽才在各方人士的力保下，得以出狱，担任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
因此，刘宗宽对老蒋是没有什么感情的，甚至还有不小的仇恨，最终导致他选择了弃暗投明，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第一功”。
解放后，刘宗宽一直在四川工作，到1992年才去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