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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诗学指归，除了统治者自编的唐诗选本中可见外，与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中也能看到。如《四库全书总目·全唐诗》就康熙帝敕编《全唐诗》的命意、过程、体例作了具体叙说，并高度评价此书的历史贡献:“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御选唐诗》提要针对唐诗诸选家“各持偏见，未协中声”难以统摄的杂陈局面，鼓吹此编旨在“正其轨范”，归于正途，以彰明诗歌的教化功能。至于《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更是揣测乾隆选编心理，分析李杜韩白苏陆的艺术渊源:“盖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
纪昀图绘
杜甫源出《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至于北宋之诗，苏黄并鹜；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于韩、杜之间，既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剑南集》上既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删范。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这些评语，完全可以作为乾隆《唐宋诗醇·凡例》的补充说明。四库馆臣竭心为清廷服务的取向，于此可见一斑。
杜甫图绘
但纪昀等毕竟属于有学养的文人，所撰提要在论学评诗中亦时有精义。如《御选唐诗》提要中说到:“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名成一家”，为编选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作者胸有成竹，对历代著名唐诗选本的特色所在，洞幽察微:“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则富赡；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所录即多高华之制。”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就由于唐诗内容的丰富:“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一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这些言论虽寥寥数语，莫不切中要害，显示了一定的历史眼光和理论见识。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历代诗人诗句的评价也时显灼见。如评李贺诗云:“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于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羲和敲日玻璃声’句，因羲和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璃声，非真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坟鬼唱鲍家诗’，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非真有唱诗事也。”纪昀以其特有的艺术眼光发现了李诗笔致无痕、言外别趣的诗学特色，发前人之未发，并以李贺诗中的例句加以说明。其评李商隐诗:“商隐诗与温庭筠齐名，词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
李贺图绘
虽然认为李商隐与温庭筠的诗歌在遣词用语方面堪与比肩，但是也不讳言温诗多染“绮罗脂粉”之色，在“感时伤事”、“得风人之旨”方面难同李诗抗衡。纪氏自撰《瀛奎律髓刊误》卷三评李商隐《隋宫守岁》一诗中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义山诗盛事托讽，运意深曲佳处往往逼杜，非飞卿所可比肩。”从对温李诗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十分推扬李诗中忧时托讽、用意婉曲、嬖绩层深的特点，这与其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息息相关。也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故他对部分李诗如《龙池》、《骊山有感》中的尖锐讽刺难以接受，指斥其“既少含蓄，又乖大体”（见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
李商隐图绘
更难能可贵的是，《总目》对于诗风的演革与诗史的流变，能够取一种从实际出发的折中态度，包含一定的辩证观念。如王士祯的唐诗选本，在清代多为人称颂，但“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显有偏差。作者一方面对王氏处时势之变，救“宋诗之弊”的历史作用肯定，又从儒家诗教出发，指出王氏所倡“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可谓庖丁解牛，切中肯綮。
王士祯
纪昀本人亦于《冶亭诗介序》一文中指出:“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唐以前毋论矣，唐末诗猥琐，宋杨、刘变而典丽，其弊也靡；欧、梅再变而平畅，其弊也率。苏、黄三变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陆四变而工稳，其弊也袭…”纪氏认为诗文格调与世变易，变革是为了补救时风之弊，但在演变中却又不免滋生流弊，譬如唐末诗风在变革初盛唐高华诗风中却渐趋鄙俚，宋初诗人杨亿、刘筠等一变晚唐诗歌之鄙俚逼仄而又染绮靡之弊，欧阳修、梅尧臣虽再变为平易流畅却又不免流于率易，真可谓“有一变必有一弊”是也，然而诗学史也正是在这不断的变易中向前演绎推进。
参考资料：
·《冶亭诗介序》
·《御选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