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四省建立了伪“满洲国”。接下来，日本人的意图是，在察哈尔地区再建立一个“蒙古国”，便于永久性地肢解中国。 1933年4月29日，日伪军侵入了察哈尔东部的重镇——多伦之后，便开始着手开展这一项工作。
1933年6月21日，日本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昭弥五郎组织成立多伦维持会，并召开多伦善后对策会议。
参加多伦善后对策会议的有：代理县长尹祚霖；多伦维持会会长李俊；第一区区长刘金魁、副区长李德明、该区村长韩钧；第二区区长史志鹏、副区长法镜臣；第三、第四区区长杨子钧，副区长褚泰文，村长刘凤仪。
多伦善后对策会议做出了四项决议。其中，关于多伦地区政治上与“满洲国”合并事宜，由代县长尹祚霖起草了呈文和决议。
但是，对于将多伦并入伪“满洲国”的计划遭到了日本关东军方面的反对。因为，关东军司令部准备实施包括多伦在内的伪“蒙古国”计划了。
日本若林医院院所在的九成宫大街
夏，松室孝良辞去日本关东军骑兵联队长职务，专任日本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负责热河省政府指导之责，同时致力于怀柔蒙古民族”的任务。
9月9日，日本关东军在察哈尔建立傀儡组织，并由日本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日本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昭弥五郎分别致函察哈尔牛羊群八旗总管于9月25日前到多伦参加察哈尔八旗总管会议，讨论日后复兴蒙古族重要关系等事件。会议在多伦县如期召开。察哈尔八旗总管大部到会。
会后，由日本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宣布设立“察绥蒙古各旗联合办事处”，办事处设在多伦县。
10月4日～23日（《德王回忆录》一书记载为11月7日），日本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驻扎在多伦的松井（石根）大佐（松井石根对外名义为日本国赴善因寺学习喇嘛）、日本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昭弥五郎在多伦县召集蒙古王公，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成立“蒙古国”。邀请的代表团成员主要由锡林郭勒盟、察哈尔旗群的王公和总管以蒙旗上层社会代表所组成。随即，日本关东军多伦日本特务机关派出大量汽车奔赴各地将各盟旗参加会议之蒙古王公、总管等接到多伦开会。
若林医院大门
参加此次多伦大会的有：锡盟德王代表扎兰阿乐腾格尔；索王代表胡图里管旗章京、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宝道新、乌珠穆沁左旗的多布丹公，察哈尔各旗总管代表、多伦警备司令李守信、兴安西省警备军代理司令乌古廷。此外还有日本方面的蒙古联络人员金永昌（即金勋卿，今内蒙古喀喇沁右旗人，蒙古名“阿勒唐瓦齐尔”。宣统元年金永昌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畜产学。归国后在北京政府等部门任职。金永昌是内蒙古民国史上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早在1902年就已经出名。金永昌曾为内人党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一说为执委会常委。白云梯的忠实追随者。1932年投奔日本关东军，任蒙疆驻蒙办事处处长。察东自治政府成立后，前往多伦县任职达两年之久。期间，金永昌与日本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密切合作。蒙疆自治政府成立后，金永昌任交通署署长、教育署署长、产业部部长等职。日本投降后，金永昌生平事迹不详）、于兰斋（又称于兰泽，喀喇沁右旗人，蒙古名巴彦岱，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为内人党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代理组织部部长，白云梯的追随者。后任蒙疆政府交通署署长、经济监督署署长等职。于兰斋与金永昌一道至日本留学，二人为同学，并生平事迹大致相同）、吴尧臣等人。
若林医院院内
会议上，松室孝良表示支持内蒙古“建国”，帮助“复兴蒙古民族”，企图实现其分裂中国“以华制华”的目的。在这次会议上起草了《关于蒙古建国意见书》。松室孝良认为日本与其对中、西部内蒙古王公采取操纵战略，不如帮助蒙古建国，并从蒙古建国的必要、可能、国家大纲、建设的时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预计通过三年的准备实现“建国”的目的。关于新建蒙古国的疆域，第一方案中的蒙古国疆域由锡林郭勒盟、察哈尔旗群（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绥远省归化城土默特部组成。第二方案中的蒙古国疆域是在第一方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所有地区。
1934年4月13日，日本陆军少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矶谷廉介抵达多伦。4月15日，卓特巴扎普和矶谷廉介、日本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长宍浦直德在明日勒活佛庙（今元上都遗址附近的五一牧场总场，即汇宗寺敏珠尔呼图克图仓）进行会谈，并达成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为：日本国帮助察哈尔牧区发展经济、文化；日本国保护察哈尔蒙古人，并帮助消灭地方土匪；察哈尔蒙古人可以和从前一样，与农业区发展经济往来。
会晤后，卓特巴扎普在多伦汇宗寺庙仓设立“察哈尔牧区联系处”。（即为卓特巴扎普办公处）。同时，日本关东军所派出的日本联络人员亦驻扎在此处。“察哈尔牧区联系处”所有活动经费均由日本方面承担。
为此，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怀柔计划，利用这一计划来感化这一地区的老百姓。
1934年1月，在日本陆军和财阀的大力支持下，名噪一时的日本浪人——笹目恒雄（1902—1997年1月25日，又名笹目秀和，民国政府方面的资料称之为“链目恒雄”，日本茨城县人，家庭富有，是日本著名浪人。1925年创办了针对蒙古留学生的“戴天义塾”，并化妆成喇嘛潜赴蒙古地区活动。从1934年起，笹目恒雄以多伦为中心积极从事“蒙古民族的复兴工作”。笹目恒雄与主持“内蒙工作”的松室孝良是好友，并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笹目恒雄与德王、包悦卿、郭道甫、迪鲁瓦活佛等人交往密切。苏蒙联军攻入内蒙古后，笹目恒雄被苏军俘获，并被押往苏联赤塔。1956年笹目恒雄返回日本专心修行并一直到其去世为止）、大岛丰创立了“善邻协会”。“善邻协会”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为手段，打着“善邻友好，积极向上”的旗号开展促进“日蒙亲善”、“民族协和”等活动。
笹目恒雄
“善邻协会”是日本关东军外围组织，受关东军参谋部指导。“善邻协会”还内设情报机构，秘密兼理关东军情报收集工作。笹目恒雄兼任“善邻协会”的高级“嘱托”——即日本特务，秘密为关东军收集各种情报，并为日本在蒙古的特殊利益服务。
10月，“善邻协会”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编成多伦支部、西苏尼特班。“善邻协会”多伦支部兼理“善邻协会”内蒙支部之功能，负责内蒙古中西部中日“友好善邻”的全部指导和建设工作。“善邻协会”多伦支部配有日本教师、医师、兽医、汉语及蒙古语翻译若干名。
多伦“善邻协会”支部以日本人腾中弁辅为支部长；前川坦吉为前线指挥班长（前川坦吉在“善邻协会”内蒙古活动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出生于1886年，190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因违犯军纪被免除军职，遂投身于“满蒙事业”，并为日本关东军搜集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情报。前川坦吉在多伦活动几年之后，因成绩突出，被调往归绥担任内蒙古“善邻协会”理事长）。全支部有野中等20余日本人。该支部负责与日本东京及新京（即长春，伪满洲国首都）事务所的联络、派遣事业班的指挥和物资补给。由此，“善邻协会”在锡察地区建立了以多伦为中心的协会网络。在“七七事变”前，多伦“善邻协会”支部与日本关东军通力合作，全力推进对蒙古的工作，为日本关东军所倚重。
1934年7月，日本关东军“善邻协会”在多伦县设立诊疗所、巡回医疗班、兽医部、小学校等设施，将之作为日本关东军怀柔蒙古战略的一部分。
日本人若林勇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多伦执行这一使命的。“若林医院” 设在所租用的德隆泉宅院内。德隆泉宅院位于东盛街北段九成宫横街东段。德隆泉原为旗商商号。1938年，德隆泉的大掌柜叫李琏。德隆泉资本额较大。
“若林医院”内设内科、外科、皮肤科、眼科、花柳病科、耳鼻咽喉科、肛门科、犬咬伤科、齿科等。若林医院采取对患者看病不收钱的方式，博取人们的好感。同时，若林勇也为学生们、县公署的职员们做定期的体检。据称，该医院为多伦商民看好了很多的病。其药品、房租等，均由“善邻协会”代为垫付。
若林医院院内建筑
1934年，为防止防止花柳病的传播。多伦县公署决定设立“多伦县妓女诊验所”。该所设在若林医院内。诊验员由若林勇兼任。应该说，若林医院为防止多伦地区的花柳病传播，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驻扎在围场的松井支队军医处也经常来多伦，进驻于若林医院帮助看病。据不完全统计，若林医院作为日本关东军的怀柔手段之一，在多伦开办了四年之久。
1937年，伪蒙古军第八骑兵师师长、伪蒙古军参谋部长、中将参议、伪蒙疆银行总裁包悦卿因不听日本人的指挥，包悦卿在这所医院看病期间，被毒死在这里。
包悦卿
应该清醒地看到，日本的若林勇医生并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商民们服务的。他所谓的义务诊疗。只不过是日本怀柔政策的一部分。当日本人撕下这种怀柔政策的虚伪面纱时，面对着老百姓的是闪着寒光的刺刀。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特设队也驻扎于若林医院之内，负责保护这个医院。日本特设队是由二十多名日本退伍老兵所组成的。特设队由装备着两辆装甲汽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多伦地区的怀柔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呼和浩特和张家口。这时，若林医院才搬的不知去向。但是，作为日本关东军侵略见证的德隆泉商号却保留了下来。
（大头喇嘛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