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一带崇尚一种类似水浒好汉的英勇的阳刚的文化。这一点在麻城有很好的体现。在16世纪，著名哲学家李贽辞官后有相当长时期寄居在麻城，过着自由学者的生活。他在大别山一带很活跃，不断抨击着当时麻城当地的文人精英的通病，其实也是抨击当时全国精英的通病—伪善，自私。这引起了当地的宗族斗争的不断升级。不仅有针对李贽本人的“宣淫”的攻击，而且实际暗暗将恶名引向了李贽当时实际的保护人，当地的老牌宗族—梅国祯梅家，以图阻碍梅国桢本人的仕途。明朝后期党争复杂，宗族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加深了麻城当地精英内部的裂痕，加速了精英的内部团结的崩溃。而这一切被当时想要颠覆这个社会的底层看的清清楚楚，埋下了日后麻城当地奴仆叛乱的隐患。
梅之焕是梅国桢的侄子，在那时是十分崇拜李贽的年轻人。他是个忠贞不屈和至真至诚的人，同时，他在捍卫自己所信奉的事业，诸如社会和道德秩序，朋友的福祉，家园的安危，以及明朝的存亡等方面又是个有钢铁般意志的人。
1633年，甘肃巡抚梅之焕因西北军事失利而受到指责，陷入一连串指控和反指控，最终被革职并最后一次返回自己的家乡。梅退休的八年间正是麻城最危险的时期。麻城遭遇了叛军入境，张献忠对该县的大屠杀，奴仆叛乱等。
梅之焕一方面利用自己常年戍边的经验，在麻城迅速建立起了军事堡寨，以拒敌和保护百姓。一方面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这是一场儒家精英向大众灌输正确而恭敬的思想行为的持续性运动。梅的一位传记作者钦佩地写道，梅所有作品的主要特征就是从上一代极具特色的讲学（公开辩论道德和本体论问题）转向更加明确和固定的教人（指导他人如何言行）。梅资助了当地许多重要寺庙——包括他位于中部平原的老家七里岭，以及远离家乡的东山高地——全都供奉着过去那些忠于朝廷和平定叛乱的神灵。梅在其中一座寺庙树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人心国事有大关”。然后，梅也以他的残酷的武力镇压所有可能的内部敌人而闻名。
与他“民心”不可靠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在近乎癫狂的时代）对奸细和内应根深蒂固的忧虑。他返回家乡不久就宣布要整顿“三大害”，它们不仅困扰着麻城，而且困扰着整个帝国，为当时“破坏世界”的大规模叛乱运动奠定了基础。它们是：劫掠的土匪（盗贼），贪腐的吏役（衙毒）和放肆的奴仆（势仆）。
梅称其中第一种人为“贱人”，这些麻城山地人聚众来到低地劫掠。几十年来，官员和地方精英都对他们听之任之。梅说，要彻底肃清他们就得追查他们一贯的庇护所——用现代辞藻来说就是要清洗乡村。任何被发现抢劫的人，任何包庇或没有告发盗贼的人，都必须使之畏法。梅发起了搜捕行动，派精锐部队前往山区捉拿一些有名的土匪，通过酷刑让他们说出充当保护伞的豪门望族，随后就拿这些家族开刀。他在这些盗匪答应改邪归正后将其释放，如若再犯，就重新捉拿归案并砍掉他们的双脚。
对于第二种人吏役，梅坚持认为麻城人可以通过宗族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管好自己的事务，然而在麻城仅为知县服务的吏役至少有4000人，这还不包括受雇于学政和其他行政官员的数百人。据梅说，这些人几乎全都是贪腐之徒。他说这些冗吏必须立即淘汰或清洗，并恳请现任知县即刻着手此事。但梅又说，这些恶棍最坏的行径是直接渗透和操纵该县大家族的奴仆。于是他决心在自己家族内部开展一场清洗运动，铲除和解雇任何兼差衙役、嫁给衙役或勾结衙役的奴仆。他声称其他大家族也必须这么做，所有感到被吏役剥削的村民都可以当面请他申冤。
最后是奴仆本身。梅说，这些年来，麻城大多数主人对他们的奴仆所做的事情变得漠不关心或者漫不经心，奴仆们也变得傲慢无礼、专横放肆。这些奴仆现在不仅比土匪和衙门更无孔不入、更让人恼火，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其实是其他群体的祸患之源。梅对这些“放肆奴仆”的种种行径做了详细分类，其中包括操纵水利工程和司法体系为自己谋利。梅指责道，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效地将主人与大部分仆奴隔离开来，事实上变成了自己的主人。当梅说到这些恶行时，他“怒发冲冠”，痛下决心。他说，我将把让这些残忍而狡诈的奴仆（狡黠奴）安守本分作为一生仁志。
梅在麻城期间写下的辞藻，强调了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生死较量有多重要。在他看来，这些叛乱不仅摧毁文明、亵渎天道，更会将我们个个杀尽。他说道，如果县城陷落，就会满城流血。
梅警告说，反叛势力已使邻近地区破残不忍言，他们同样还想屠尽麻城。在此情境下，对这些人进行最无情的清洗不仅正当，而且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