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让唐朝从煌煌盛世逐步走向没落衰败？
晚清著名学者郭嵩焘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番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权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此论虽不甚准确，但也基本概括了历代王朝君权分治的大致状况。如果认真阅读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真正能把军国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皇帝并不多，而大多数皇帝由于各种不同原因，都避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上演君权旁落的悲剧，有些皇帝甚至还为此丢了性命。
天下的事情那么多，光靠皇帝一个人怎么可能管得过来？不管皇帝自己是否愿意与他人分治天下，但是，这种“分治”是必然的。其实，真正的明君是敢于和善于与内阁大臣共治天下的。至于君臣共治后，君权会否旁落？关键在于君王的治国能力如何？分治是否得当和用人是否得当？
为了说明君权分治的得当与否对国家盛衰的影响，就以煌煌大唐王朝为一面镜子，来看一看君权分治得当与否的历史教训。
唐初，从唐太宗的贞观年间至唐玄宗的开元年间，由于君王的开明贤能、治国有方，并能正确地与内阁大臣分权共治，因此，初唐的一百余年间，遂成天下大治，呈现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且让后人为之向往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
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所说：“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所指范围太窄。因为，只是在唐高宗时出现过唐高宗与武则天共治天下的情况。而这样的共治，在当时并没有影响国家的向前发展和经济的继续繁荣，因此，只要君王在与他人分权共治时，有掌控全局的能力，合理的君权分治就是个好东西。
真正出现问题，是从唐朝建立一百三十多年以后的天宝中期开始的。但，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君王与后妃共治的原因，而是唐玄宗对君权的放任，致使君权旁落的结果。天宝中期的李隆基己经失去了年轻时，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精神，整日沉缅于“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歌舞享乐之中，除了把国政交给杨国忠之类小人把持外，还任由安禄山等藩镇做大。正是因为晚年的唐玄宗在皇权分治中的用人不当和放任君权被滥用，方才引发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7年）十一月的安禄山叛乱，也正是这次叛乱成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而唐朝的真正衰落是在晚唐。斯时，后妃的政治势力己不能与初唐时同日而语了。倒是宦官的势力日甚一日，成了真正分享皇帝权力的政治势力。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对在外统兵的将领愈发不信任了。于是，发明了“监军”制度，即派自己的“身边人”宦官到军队中做监军。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军队解决困难，而实际上是监督军事将领及军队的作战行动，防止发生叛变。监军系统置身于军事系统之外，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自从“监军”制度实施以后，宦官系统就开始走出皇宫，插手军队事务了。宦官虽然不懂军事，却可以通过“告密”的形式陷害军事将领。唐朝著名的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就是因为没有满足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要求，遭其诬告谋反，而被朝廷斩首的。由于宦官监军可以左右将领的生死，所以他们在军中的势力开始逐渐坐大。作战时，如果胜利了，宦官立即派人飞马向皇帝报捷，把功劳归于监军自己；如果战败了，则把罪责归于将帅。这样的宵小监军非但不能防止军队叛变，反而更加容易激起兵变。
由是，军队越叛变，皇帝就越依赖宦官监军；而皇帝越依赖宦官，宦官监军就越为所欲为，从而造成军队越来越容易哗变；晚唐的政局由此恶性循环，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可当御史弹劾胡作非为的宦官，朝臣提醒唐宪宗要防范宦官时，唐宪宗李纯却根本不相信宦官会诬陷朝廷大臣和领军将领，他说：宦官不过是家奴而已，差使他们办事，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他们怎么敢诬陷朝臣和将军呢？如果他们胆敢违法乱纪，拔除他们就像拔掉毫毛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远不是李纯想的这么简单，唐宪宗本人最后就是被宦官陈弘志谋杀的。临死之际，也不知李纯闹明白没有，主人和家奴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会发生逆转的。
就是从这个不相信宦官敢违法乱纪的唐宪宗开始，唐朝后来的皇帝不是被宦官所杀，就是为宦官所立，时间近百年，人数多达十一人。由此可知，晚唐的皇帝实际上己经成了傀儡，倒是名义上的家奴-宦官集团，成了皇宫中的真正主宰。曾经辉煌的大唐王朝，只能在内困于宦官，外困于藩镇的形势下，一步步走向没落。
晚唐的政局比较典型地演绎了宦官集团从家奴转变为主子的全过程，也很好地说明了君权不能正确分治而放任自流后，家奴也能一步步坐大，最终成为操控皇帝的主宰之历史逻辑。而且，这种君权旁落一旦形成坐大，它就会成为政治格局中很难轻易剔除的一部分。唐文宗李昂不甘于做宦官们的傀儡，与亲信大臣密谋，试图利用“天降甘露”之机发动突袭，一举铲除宦官势力，结果，功亏一篑。宦官集团疯狂反击，乘机对朝臣展开了大屠杀，包括丞相在内的上千名高级官员全成了宦官们的刀下冤魂，朝堂几乎为之一空。而唐文宗本人则更彻底地沦为宦官们名符其实的傀儡。被软禁的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大臣说：“朕受制于家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说到底，在集权时代，从君权的分治演变到不论何种形式的君权的旁落，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因为皇权太大，单靠皇帝一人是无法承担的，所以必然要与不同的势力集团一起分享。可是，帝制时代没有清晰、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和制约机制，因此，权力分享的过程也就必然会发生可怕的扭曲，裂变和衍生。尤其是在君王的能力不足以操控皇权，或君王放任皇权自流的时候，就会产生宠大的，能够操控君王乃至国家命运的，类似于后妃、外戚、或宦官之类的利益集团。这样的利益集团，在分享皇权的过程中，最容易被少数小人操纵，为了其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至国家大义和人民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以至使国家一步步走向没落和衰亡。大唐王朝从煌煌盛世逐步走向没落衰败的过程，就是这样一面历史的镜子。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