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至善。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

孔子年少时便热衷于学习周礼，颇有微名。孔子十七岁时，鲁国大夫孟釐子在临终前告诫自己的儿子：“孔丘是圣人之后。我听说圣人的后代，虽然不一定是达官显贵，但必定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出现。我死后，你要以孔子为师。”

可惜的是，自孟釐子死后，孔子再未得到他人如此的认可。孔子早年前往周王室所在地，向老子请教周礼，临别时，老子以言相赠：“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受教后，返回鲁国。

孔子三十岁时，与齐景公议论秦穆公的霸业，深得齐景公的赏识。到了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叛乱，孔子到了齐国，与齐国的乐官讨论音乐，听到《韶》乐后，三个月不识肉味。之后，齐景公准备重用孔子，但遭到了晏婴的劝阻。孔子便离开齐国，返回了鲁国。

孔子五十岁时，鲁定公任用孔子为大司寇，鲁国上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齐国忌惮鲁国的强盛，便赠予鲁定公美女和宝马，鲁定公自此不理国政，不尊礼制。鲁定公的半途而废使得孔子离开了鲁国，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

在周游列国的求职之路中，孔子每至一国便遭到权臣的迫害，他们都惧怕孔子取代他们的地位。孔子便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流窜。所遇到的国君不是胸无大志就是有心无力，孔子的理想无处安放，便又回到了鲁国。此时，年近七十的孔子不再谋求政治作为，将重心转向了教育事业。

孔子完成了残缺不全的《诗经》、《尚书》、《礼经》、《周易》和《乐经》的编修整改，撰写了记载鲁国历史的史书《春秋》，并用它们来教育自己三千弟子。

而就在这几年，孔子的儿子孔鲤和最喜爱的门生颜回、子路相继去逝。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孔子有些无力承受，终于七十三岁。

孔子的弟子和敬仰者相继迁家至孔子的墓旁，有一百余家。此地便被称为“孔里”。

孔子的一生与清末名士梁启超有异曲同工之处，前半生希望通过涉足政治来完善社会，在遭受挫败后，后半生转向致力于教育事业。然而孔子所处的年代已是春秋末年，虽然还有一丝礼制尚存，但社会整体已经逐步奔向了混乱的战国时代。孔子所倡导的“克己复礼”对于社会民生是适用的，但并不适用于野心勃勃的诸位统治者们。

左丘明把统治者称为“肉食者”，提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观点。对于充满机遇和危机的东周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在伺机而动，他们所需要的是既得利益，而不是天花乱坠的太平盛世。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也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这些统治者们不会愿意受到孔子思想的约束，而孔子也不会愿意为野心家而服务。换言之，孔子是在以一己之力与历史大势而对抗，因此会百般受阻。

孔子也许会给人一种固执的印象，不懂得因势利导。但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执着。自己的思想固然不合时宜，但人生百年，又如何等得了恰逢其时呢？虽然终究影响不了现实，但至少不会留有太多的遗憾。虽然数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孔庙林立，孔子成仙成神，但这所树立起的不过是统治者标榜的牌坊而已，又与孔子何干呢？千年之后，孔子的地位又被批判、推翻，但这所驳斥的不过是统治者落后的牌坊而已，又与孔子何干呢？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已。

一日，孔子站在河岸边上，望着湍急的流水，感慨道：“世间万物就如同这流水啊，夜以继日地在变化。”

声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