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他身上，儒家的“忠君思想”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略让世人倾佩，为什么这样说呢？
诸葛武侯早在《隆中对》里面就为蜀汉定下个战略计划和目标——“待天下有变，将军（指的是刘备）可命一上将军领荆州之兵出荆襄兵发洛阳，而将军统领两川出汉中兵出斜谷直入长安，则天下可大定也”。这一番大论下来，可见诸葛武侯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但是诸葛孔明第一次兵出祁山、北伐曹魏时，真的满足这些出兵条件吗？
诸葛孔明剧照
第一，出兵的前提。待天下有变，这个“变”的格局指的出三国鼎立的格局发生改变，诚然曹魏文帝突然死亡仿佛打开这一局面，但是三国鼎立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依然是魏强，东吴次之，蜀国国力最弱。最基本的出兵条件都不具备，但诸葛孔明为什么还要选择出兵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是武侯知道两川地区没有什么发展前途，进兵关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攻为守，以报刘备三顾之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显示诸葛孔明的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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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出兵的策略。诸葛武侯坚持兵出两路的策略，这样的条件同样不满足，当时蜀汉已经失去荆州这一重要的军事要地，而且经荆襄之战和夷陵之战，蜀国的国力已经丧失一大半，根本不能够匹配当时“隆中对”提出的北伐条件。
诸葛亮出兵完全是“忠君思想”和“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作祟，古时候的士大夫十分看重忠君思想和“士为知己者死”，这些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士大夫，这也是诸葛亮倍受传统文化的推崇的根本原因。穿越数千年的滚滚红尘，诸葛武侯早已不是简简单单的历史人物，而是士大夫心中“忠君思想”的完美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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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以上两点原因，武侯在《三国演义》里面被罗贯中神话成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的千古奇才，被鲁迅先生说他“近乎于妖”。当然，争论得最厉害的是无非是“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这三个片段，被读者吐槽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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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历史的真实性和写作手法，单从逻辑层面来讲，诸葛武侯在出山之前，他已经对荆襄地区和赤壁战场的气候环境了然于胸。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在《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片段中有孔明在“荆襄地区二十四节气图”苦苦思考的片段，这说明他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在军事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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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也好，借东风也罢，其实这些并不是他“近乎于妖”的表现，而是他熟悉气候时节的变化，并完美运用到军事领域的成功案例。只不过孔明太喜欢表演了，归根到底还是他作为政治家考虑的是“攻心为上”。而空城计恰恰是他“攻心为上”的完美演绎，他知道司马懿知他用兵小心谨慎，一个平时小心谨慎的人突然大开城门，按照常人的逻辑来理解，可能会感到很匪夷所思，更不说司马懿这个老谋深算的魏国大都督了。这就是孔明抓住司马懿性格多疑的特点、攻心为上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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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是后世对诸葛孔明最生动的评价。为报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他鞠躬尽瘁、六出祁山，最终累死在五丈原。在儒家学者看来，“忠君”思想永远排在首位。因此，孔明成为后世“忠君思想”的化身，被历史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