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利用税收能够闷声发大财的地方大概有三个，那就是口北三厅（多伦诺尔厅、张家口厅、独石口厅）。而在口北三厅当中。税收最强、收税方法最为灵活的，要数多伦诺尔厅了。不过，这里的税收种类倒是不多，刚一开始，主要是牲畜交易税、皮张落地税（乾隆二十六年征收）和木税（乾隆二十六年征收，只有每年几百两。盐税清末才开始收取）。即便是如此单一的税收项目，就能让这里的当政者发了大财。
多伦诺尔厅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会盟之后，首肯与蒙古各部开展贸易所形成的深入蒙古草原的贸易大都市。这里的生意极为红火。山西晋商的发展，比如什么乔家、王家、大盛魁等，都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打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城开始形成以来，官府向不收税。
这种事情让商人们掩口偷笑了五十多年后，乾隆十七年（1752年），多伦诺尔同知署开始试收“四项牲畜税”。四项牲畜，也就是马、牛、羊、骆驼。
乾隆二十年（1755年），多伦诺尔试收四项牲畜税三年期满，户部官员上奏乾隆皇帝要求正式收税。乾隆皇帝令直隶地方核准。四月六日，直隶总督方观承题报《酌定多伦诺尔四项牲畜税课额数》的题本。六月十六日，乾隆皇帝批复。户部正式将多伦诺尔厅税收纳入征缴轨道。最初，税额为每年一千一百两白银。这是多伦厅税收工作的开始。
多伦诺尔税收分为正额银和盈余银两种。
正额银亦称原额银，即按照清政府规定的数额在一年之内上交户部或工部。这部分银两，雷打不动。如果完不成，当政者就得自掏腰包来弥补了。
盈余银是正额银之外的盈余税银。也就是说，规定你征收一千两，你却完成了一万两。那么，这九千两就是盈余税银。该税银一小部分转交直隶布政使司。另外的，支付多伦诺尔厅皂隶、税使的工食银、心红纸张、部科饭银、税银火耗、税银押送等项费用，也就是征税办公、工资费用。再剩下的——也就是绝大部分的，就上缴清政府户部或工部，再由这二部行赏返回留用。既然是留用，那么，灵活性就多了。个中道理，不言而喻。
多伦诺尔税官早期由驻扎在张家口明德北大街的“张多税务监督”派遣，后由多伦诺尔同知兼任。征税期限为一年。清政府规定多伦诺尔税官（或同知兼任）可携带家人赴任，以便协助官员处理税务。
多伦诺尔税务署（或同知署兼任）的书吏为官府税务官署的代表，负责征收“正额银”；家人即为官员个人代表，负责征收“正额银”数目之外的“盈余银”。
不过，清政府并不是让这里“说了算”的征税人物胡作非为的。清政府规定书役、家丁徇私舞弊，“据实参奏重惩”。如果税收官员未按时限交纳税银，则采取让税收官员进行赔补之法。并且，前任短少，后任补缴，没得商量。
税收官员赔补期限为：三百两以下限半年；三百两以上限一年；一千两至五千两限两年；五千两至两万两限三年；两万两至五万两限六年；五万两指十万两限七年；十万两以上限八年。若是多伦诺尔税务主管在规定时限内未能缴纳所欠税银，将被立即革职、追监。其中，欠缴正额银的降级使用，直至革职；欠缴盈余银的罚俸、降级。
税务主管官员任满调离，由直隶总督府委派宣化府知府或口北道道尹到多伦诺尔厅察访具奏；如有贪污，则“严参革职，送部追监，照例治罪”。
从这上面可以看出，数量极少的“正额银”还是比较好完成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时候，仅规定为一千一百两白银。所以，偌大个北方大市场、大马市，每年的“盈余银”往往是“正额银”的数倍，乃至几十倍。用“盈余银”赔补“正额银”，还是小KS。
一见多伦诺尔同知赚的盆满钵满的。没办法，清政府只得渐渐提高正额银的额度。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定多伦诺尔税额定为每年上缴户部白银16858.8两。该项税银未含大河口水运木税。这一下子，翻了十多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加征了6445白银的水运木税。两项合计为23303.58两白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加增多伦诺尔枋榔等项木税241两白银。多伦诺尔厅全年上缴税额提高到了23544.58两白银。
如此好做的买卖，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就连多伦诺尔收税监督罗兴都累死于任上，
嘉庆四年（1799），清政府定多伦诺尔税关关税为28222两白银。其中，户部关税21536两白银，工部关税6686两白银。
嘉庆六年，定多伦诺尔税收总额为48704.381两白银。但盈余银依旧节节攀高。
不过，也有倒霉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也就是清政府第一次提高税额的当年，多伦诺尔税务负责人——给事中七十五（人名，蒙古人）就没有完成任务，逼得他直向上面打报告解释。
乾隆三十七年（1772），多伦诺尔同知佛技亏空了三千七百两白银，被乾隆皇帝以“此人可恶，当严讯，务将得实情，以正其罪，不可姑息。”为由，狠狠地处理了。但那是因为佛技不懂征税规矩，让他的家人胡作非为所致。
嘉庆二年（1797年），多伦诺尔同知福昂征收水运木税银三百余两，尚缺正额银六千余两，又应征枋榔杷杆等木加增税银二百余两。该同知不得不自掏腰包堵上了这个窟窿。
道光九年（1829年），多伦诺尔同知裕昆三年的时间欠解木税三万九千六百六十两。当然，那是因为多伦诺尔周边的林场已经被砍伐殆尽，再加上是前几任同知累欠所致。按惯例，理应本任同知征补。不识时务的裕昆便向朝廷打报告，请求减免。但道光皇帝不原谅征税不周的官员，因为皇帝急需银两来搞建设。道光皇帝下旨曰：“裕昆着不准援免，照律纳赎。钦此。”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多伦诺尔厅仅征收水运、旱运木税83两白银。看来，木税不行了。就连直隶总督李鸿章三番五次地上书道光皇帝，请求减免多伦厅的木税。
此消彼长。这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兴起，清政府急需马匹和羊只。多伦大马市立即繁荣了起来。城内的商号多达四千余家，其中三千家是殷实商号。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多伦诺尔厅一年就销售马7万匹、牛4万头、羊35万只、驼2500峰，税收达22.5万两白银。这22.5万两白银的税收当中，马税占14万两、牛税占4万两、羊税占3.5万两、驼税占1万两。这些税收当中未包含木税、货物落地税。
光绪九年（1883年），多伦诺尔厅全年征收皮毛、牲畜两项交易税达到50万两白银；盐关税收25万银元；地方杂税40万至50万两白银，税收总额超过了这一时期归化城和包头两地税收的总和。但户部规定“每年额征银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八两八钱五分，遇有闰（年）加赠银一千五百六十八两三文”。其余的均为“盈余银”。由此可见“正额银”与“盈余银”的差距了。
多伦厅的税收兴旺发达。在这里当官的还能不发了大财？包括那个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卢木斋先生。他在多伦诺尔同知任上收了很多“盈余银”之后，回家搞了很多的近代化工厂。
但好久不长。大清国完了。新接手的民国开始了按比例征税，并且尽收尽解。而且，什么盐税、土地税、买卖田地房屋税等也多了起来。这一下子，利用税收闷声发大财的官员不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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