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剧照）
陈寿在《三国志》中用许多前代人物与当代人物进行比较，强化了人物形象的生动与鲜明。如用汉高祖比刘备，用张良、陈平比荀攸、贾诩，用庞萌、张邈比吕布等。对孙权进行总结性评价时，陈寿认为孙权的行为与勾践极其相似：“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陈寿把孙权比作勾践，恐怕并非完全出于赞誉，毕竟勾践的政治行为有着明显的污点。因此，陈寿此语，称赞之外，尚存讥讽之意。孙权的政治行为，具有勾践“奇”之特点。何为“奇”？奇的字义，《辞源》释义有二：一曰“特异、稀罕”；二曰“出人意外，变幻莫测”。陈寿撰《三国志》深受孔子撰《春秋》思想的影响，用字讲究褒贬，故对孙权“奇”的评价，即取“出人意外，诡变莫测”之义。孙权具备勾践的行为特征，其主要表现如何，形成原因是什么？
一、孙权“有勾践之奇”的主要表现
陈寿把孙权与勾践相比，并非信手为之，而是通过比较二人建立地方政权的许多相似之处，方才得出如此结论。陈寿除了比较二人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均以江东为根基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据前代人物勾践的政治行为特征，与当代人物孙权的政治行为特征进行比较。因此，要厘清孙权身上具备的勾践式形象，首先要厘清勾践政治行为的主要特征。
孙权（剧照）
（1）勾践政治行为的主要特征
勾践政治行为的特征之一，是能够忍辱负重，善于伪装。勾践在与吴王夫差争霸中战败，不惜给夫差做奴，从而取得了夫差的信任。他被放还越国后，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与“十年教训”，在夫差北上争霸中原之时，采取偷袭方式，打败吴国，逼夫差自杀，吴亡。
勾践政治行为的特点之二，是不讲任何政治信义，唯利是图。被吴国打败之后，勾践忍辱负重。等到获得吴王信任被放回越国之后，开始不择手段，暗中积极准备复仇。勾践政治行为的特点之三，是创立基业之时，屈尊用人；创立基业之后，猜忌杀人。范蠡与文种是勾践重用的两大功臣。范蠡深谙勾践的心理，因此，在勾践灭吴后，范蠡就迅速隐退。到齐国之后，他写信劝文种也退隐，以免遭飞来之祸。他在信中写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勾践在成为地方霸主之后，再无进取雄心，而是着意清除身边的能人，以免威胁其统治地位。尤其是与其共患难者，深知其心理特点，也就成为他猜忌的重点对象。范蠡洞察了勾践的心理，而文种没有看清勾践猜忌残忍的特性，拒绝了范蠡的善意警告，最后被逼自杀。勾践逼文种自杀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从文种之死，可见勾践之忘恩负义，又可见其残忍不仁的政治人格。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所撰各类人物或褒或贬，均以儒家的价值观为基本尺度。如为刘备作传，字里行间饱含爱戴之情；为关羽、张飞作传，称二人“并有国士之风”。而为孙权作传，直呼其名，缺少应有的敬重。因此，陈寿以勾践比孙权，尽管有赞扬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从本质上对孙权作了批评性的定位。
鲁肃（剧照）
（2）孙权身上勾践式形象的生成
根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孙权的政治行为特征与勾践极为相似。一是善于伪装，能屈能伸。孙权与刘备的政治合作志在双赢，因此，他与刘备的关系，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当来自曹操的威胁消除后，孙权吞并刘备占据的荆州便被提上日程。为了达到目的，孙权不惜采取诡诈的手段迷惑关羽，最终夺取了荆州。刘备死后，蜀汉力量削弱，为了对付曹魏，诸葛亮只好采取务实的方略，重新与孙吴交好。此后，孙权对曹魏的军事斗争依然把诡诈的手段作为斗争的重要方式。他利用假降骗取曹魏边防将领的信任，以取得暂时的利益。孙权在这一方面与勾践具有类似之处。
二是唯利是图，不讲信义。孙权不讲政治信义的政治人格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都有所体现。在曹操大兵压境的形势下，为了保存自己而与刘备联合；在来自曹操的压力减弱之时，暗中决定与刘备分裂并开始筹划夺取荆州，派吕蒙偷袭，杀关羽而夺荆州；在刘备带兵复仇之际，又不惜卑躬屈膝，向曹操称臣，同时安排诸葛瑾前去蜀汉与刘备讲和；及刘备死而诸葛亮执政，蜀汉承认了孙权对荆州占有的合法性，孙权获得了荆州南部的占有权，乐得与蜀汉重修旧好；在称帝之后，又通过假降事件攻击曹休的军队，以谋取军事利益。这些反复无常的政治行为体现的是反复无常的政治人格，与勾践难分伯仲。
周瑜（剧照）
三是创业之初任才尚计，虚心用人；创业初成便猜忌杀伐。孙权在创业之初，重用周瑜、张昭、鲁肃、吕蒙、诸葛亮瑾等人。如吕蒙生病时，孙权特别关心：“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但周瑜、鲁肃、吕蒙均早逝，未感受到孙权的另一面。当其帝业相对稳固之后，孙权开始猜忌重臣，表现出“果于杀戮”的一面。
晚年的孙权在用人上表现出卸磨杀驴的残酷性。这与勾践功成之后害死文种具有相似之处。江东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中的陆氏家族，以忠贞为治家之训，故时有“陆忠”之说。但因为陆逊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且陆逊智能过人，因而孙权对陆逊猜忌甚重，通过使节对其进行谴责，陆逊因此郁郁而死。孙权为太子孙和事杀戮多人，甚至族诛了陈正、陈象。孙权对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严加防备，建立了特务性机构以监视官员。特务性机构的建立，严重影响了孙吴的政治安全。没有统一国家便屠杀人才，这是政治大忌。但孙权更重视的是继承人能否驾驭谋臣只考虑帝业的顺利传承，而非统一天下之事。
二、孙权为何“有勾践之奇”
孙权之所以具有勾践的人格特征，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地域环境以及家族传统等有关。
（1）政治环境的影响
东汉末年的政治形势突出表现为：作为天下共主的汉朝皇帝失去了号召天下的能力，先后受到董卓、曹操等权臣的控制。全国各地出现了多个诸侯，他们多数怀有代替汉朝天子的野心。曹操尽管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但是，却不具备为天下诸侯信服的出身与行为，正如刘备也不为天下全部人才所认同一样。因此，这样的客观环境就为天下英雄投身不同的主人提供了可能。经过孙坚、孙策的努力，到孙权统治江东之时，无论是江东本土的人才，还是寄居江东的人才，多投身孙吴，正好加强了孙权保有江东的实力。
陆逊（剧照）
这种政治环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极其相似。天下共主政治权威的丧失标志着即将产生新的政治权威，以重新统一天下。孙权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从兄长手中接收了江东主人的权位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汉朝皇帝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如同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则不如一个大国诸侯。
因此，自董卓之乱以降，天下已不是汉朝皇帝的天下，而是各个实力派的天下。当此之时，孙权在其父兄部属的拥戴下成为了江东这一区域集团的最高首领，而这样的一个首领，具有成为天下共主的可能性。孙权虽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争夺天下的雄心，但是，却对保有江东甚为重视。孙策临死时对他有一个评价甚为恰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保有江东，成为地方性的霸主，是孙权一生最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没有江东，孙吴的政权便会失去生存的根基，这是孙权的底线。孙权为什么把保有江东作为他政权生存的底线？这是因为孙权的出身没有刘备那样的皇室血统，也没有曹操那样的“挟天子”优势，其所得到的江东土地，均为非法取得，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孙策以逆臣袁术部曲，逐汉官而居江东，本来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正因为孙权建吴的政治根基并不稳固，他也就不可能把统一中国作为明确的政治目标树立起来，故而只能以保有江东为其政治重心。这也促使孙权去效仿勾践的政治行为
孙坚（剧照）
（2）地域环境的影响
江东的地域环境是孙权具有勾践式形象的另一原因。江东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吴、越两个地方性大国，吴、越在春秋晚期一度有争霸中原的行动。这是江东参与中原争霸之始。这种割据称王因具有长江天险这一地理优势而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长江天险增强了江东与北方抗衡的砝码。既然前代有吴、越的称霸，当然也可以有后代孙权的称霸。赤壁战后，曹操并没有完全放弃吞并东吴的雄心，他开始改变进攻方向，从合肥南下，直指江东的腹心之地。但是两度南下均因长江浩淼的江水而止步，曹操对此感叹说：“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东汉末年江东的社会环境远远没有中原优越，尤其是人口资源和物产资源，均无法与中原抗衡。只是因为众多的河网相连以及长江天险方才取得与中原抗衡的可能。
孙氏家族之根在吴郡富阳，孙权的根基也在江东。孙权是否随其父到过中原地区？史无明文记载。不过，因其父讨伐董卓，可能孙权也随其父到过洛阳，但此时孙权年龄尚小，对中原的认识不会太深。曹、刘、孙三大霸主中，曹操与刘备的阅历显然要优于孙权。曹操一生所到之处甚广，刘备也是如此。唯有孙权，其政治活动局限于淮河以南，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显然要落后于中原。因此，孙权没有在中原地区历练的经验，局限了他的政治视野与思维。孙权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
曹操（剧照）
孙权建立的吴国，如同春秋晚期的吴、越二国。孙权国号“吴”，可以说是春秋吴国的翻版，也可以说是灭吴后越国的翻版。孙权功业之基在江东，尽管当时江东地区的文化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原地区毕竟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曹操与刘备生活的文化环境远比孙权优越。当然，孙权热爱读书，他曾劝吕蒙多读书，说明孙权十分重视通过读书获取政治经验。但是，他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缺少曹操、刘备所生活的中原地理环境的优势，缺少曹操、刘备那种环境的文化熏陶，同时也就缺少了曹操和刘备那样的政治理想。除了地理文化环境的影响外，对孙权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产生影响的还有经济环境。虽然司马迁时代的江南远远落后于中原，但是经过两汉数百年的发展，江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三国时期，尽管江南经济依然落后于中原，但是在中原饱经战乱之时，江南的经济足以自给，提供了与中原对抗的充足的物质资源。
（3）家族传统的影响
孙权之父孙坚，实为孙权起家之根。史书载，孙坚远祖为孙武。在重视血缘的时代，寻找一个同姓的著名人物作为祖先，具有抢占政权平台合理性的重要意义。虽然这种寻根记载过于简略，难以证实，但是也不可轻易否定。孙武系兵家之祖，所作《孙子兵法》充满了机诈。即使孙武与孙坚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只要孙坚把孙武作为其先人看待，也就认可、接受了孙武兵书《孙子兵法》中的诡诈理念。《孙子兵法》是用兵之道，当然不能讲仁义道德。孙子自己也说：“兵者，诡道也。”也就是说，《孙子兵法》与儒家著作中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所讲究的仁义诚信之类的重要观念在《孙子兵法》中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孙坚乘董卓之乱而崛起，怀有不臣之心，随意杀害朝廷任命的长官，如初平元年，冬十一月，杀荆州刺史王叡，又杀南阳太守张咨。依照汉朝法律，孙坚随意杀害朝廷官员甚至是级别比他高的官员，完全属于犯罪。孙坚虽打着攻击董卓的旗号，但其实质与董卓并无不同。还如，在获得汉朝传国玺之后，孙坚将其私藏起来，其野心也由此可见一斑。孙权之兄孙策藉其父之余荫，力图争夺天下。而孙权的政治行为，也多含机诈。
刘备（剧照）
（4）个人能力及事业榜样的影响
孙权知人善任，与曹操、刘备均堪为一代英主。他早年重用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因此建起了一支与曹操、刘备集团抗衡的人才队伍。但是孙权性格中具有天然的缺陷，嗜酒多疑，嗜杀成性。孙权嗜酒的家族遗传，使之在喝酒过程中容易误事，并影响到下一代。孙权之所以“有勾践之奇”，还在于孙权建功立业的效仿对象选择了勾践。榜样的大小与榜样人格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成就的高低和人格的高低。总之，孙权的政治行为缺少儒家的仁义，而多具兵家的狡诈。在其父兄事业的基础上，孙权努力拓展，而所用的方略也多以权诈为主。
参考文献：《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 三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