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君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古中国与周边关系史。主编《中国与域外》集刊，著有《唐朝与东亚》，合译有《武曌》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研究项目等多项。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战国燕至十六国后燕时期辽东郡的沿革以及高句丽夺取辽东历史的阶段特征，认为高句丽西向扩张因汉末以来持久的动乱、分裂和对边地控制力的锐减而具备一定有利条件，但同时辽东郡、玄菟郡区域始终存相对强大势力，给高句丽“西进”甚至生存造成直接威胁，然而高句丽“西进”的内在动力却显得强烈而持久。5世纪初进占辽东、玄菟二城对于高句丽国力跃升和获得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中原王朝册封高句丽的爵号也反映出高句丽“西进”后东亚格局的变化；但高句丽进占辽东也存在消极影响，不利于其防御体系，理由一是招致6～7世纪隋唐的军事进攻，二是一些迹象表明高句丽部署的辽东防线牵制了其自身向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南进”。
关键词：高句丽西进辽东中原朝鲜半岛
高句丽“西进”辽东问题，涉及高句丽扩张及与中原王朝关系，因此是高句丽史关键问题之一。中国学界从金毓黻、张博泉、佟冬、李治亭等先生的东北通史著作，到以耿铁华、孙玉良等先生为代表的高句丽通史著作，再到大量的高句丽疆域扩张史、对外关系史研究论文，以及韩国学界如孔锡龟《高句丽领域扩张史研究》、金翰奎《辽东史》等高句丽史相关联的研究著作，对高句丽“西进”辽东问题都有相当程度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学界张久和、张国庆，韩国学界林起焕、余昊奎、姜仙、李成制等学者，围绕辽东问题对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的具体研究，作为高句丽“西进”史研究的一部分，代表着中韩学者注重探究高句丽辽东扩张史实的实证研究倾向。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新角度，即以高句丽“西进”辽东的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段特点，结合高句丽进占之前辽东郡的归属，来讨论高句丽向辽东扩张的外部条件；并由此对高句丽“西进”辽东产生的正反影响，提出和以往不同的一点新看法。这是一种“辽东视角”的高句丽扩张史研究努力，定有参考未备、论断不当、史料失误等不妥之处，敬祈大家赐正。
一、关于高句丽“西进”辽东外部条件的新视角
高句丽进占之前的辽东郡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具体如何？高句丽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而最终夺取这一地区？这两点无疑对理解高句丽“西进”辽东具体过程和外部条件等有很大帮助，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实际上这两点似未被结合起来详细考察过，故在此对这两个问题作一试论，以补苴罅隙。
1.战国燕至十六国后燕时期之辽东郡
汉代以前，战国燕及其后的统一王朝秦已经对辽东等地行使了有效的军事与行政管辖。战国时期，燕国对其东北方的东胡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开拓了新的疆域，始置辽东等五郡，即“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可见设郡目的在“拒胡”，其军事功能显著于地方行政功能。这时的辽东郡辖地广大，应注意的是，除辽河以东、燕长城以内领域外，辽东郡辖地还包括辽河以西和燕长城以外的一些地方。秦代大体沿袭了燕辽东郡设置，并加大了统治力度，设大批军队驻防于长城沿线与南部要塞。辽东等郡郡治及下属各县，作为地方军政中心，逐渐具有城镇雏形，成为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汉初，辽东先后历经韩广、卢绾等割据以及皇子刘建的封地时期，于公元前128年才被汉朝中央正式收归直辖。其辖境西起辽河以西部分地方，东北越出燕秦长城，东南至朝鲜半岛博川大同江一带，《汉书》载其领有十八县：西部都尉治的襄平、新昌、无虑，中部都尉治的望平、房、候城，东部都尉治的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以及平郭（有铁官、盐官）、西安平、文、番汗、沓氏。到武帝元封三年时（前108年），汉朝灭卫满朝鲜，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四郡，新设玄菟、乐浪郡，“郡初取吏于辽东”。汉昭帝时期（前82年），对朝鲜半岛四郡进行了调整，结果是将原乐浪等四郡地整合为新的乐浪郡，实际上裁撤了真番、临屯二郡，迁徙玄菟郡至辽东郡西北毗邻的高句骊县（今辽宁新宾北），第一次西迁后的玄菟郡相当于今清川江流域及第二松花江中游至浑河上游之间。
东汉安帝时，辽东郡辖地发生很大变化：一是玄菟郡辖地遭到高句骊的蚕食侵吞，被迫第二次内迁，移治于辽东郡内东北隅，辽东郡高显（今抚顺境内）、候城（今沈阳境内）、辽阳（今辽中境内）三县划归玄菟，再加上原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三县，玄菟郡共辖有六县；二是汉朝为安置内附的乌桓、鲜卑等部，改邯乡西部都尉为辽东属国都尉，自辽东郡划出险渎县、房县两个县，自辽西划出昌辽、宾徒、徒河三县共五县给辽东属国。总体上，辽东郡因此属县减少为十一个，地域大为缩小。
汉末，公孙氏割据辽东（139～238年），其“雄张海东，威服外夷”，除控扼鲜卑、夫余、高句骊诸部族外，对郡县设置有所变动，“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计有辽东、中辽、辽西、玄菟、乐浪、带方六郡。曹魏平定公孙氏之后，于辽东郡治襄平设平州以及东夷校尉，统管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作为经略东北方诸族的前沿基地。
西晋初承袭曹魏建置。辽东郡西部被划出，以设置昌黎郡。“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周边各族竞起称雄，辽东、辽西为慕容鲜卑所据，而乐浪、带方则于313、314年被高句丽、百济分别攻占。慕容鲜卑占领辽东和辽西，逐步兴起，其所建立的前燕、后燕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强国，兼占有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高句丽与慕容鲜卑争夺辽东地区，中经百余年，高句丽最终于5世纪初完全占领辽东、玄菟二郡。高句丽虽曾设有郡县，但其在辽东地区的行政体系通过目前的史料所透漏出的只有“辽东城”而未见“辽东郡”，因此可以说，辽东地区的辽东郡建置实际已经被高句丽终结。
综上可见，辽东郡国自战国燕设置，至东晋十六国的后燕时期始终处于中原王朝或北族王朝统辖下，这就是后来唐太宗所谓“辽东本中国之地”“高丽本四郡地耳”（见后引史料甲、乙）的历史依据。玄菟郡在高句丽蚕食下逐渐依附于辽东郡，辽东的范围从长时段来讲实际上随之涵盖辽东、玄菟两郡地。
2.高句丽掠取辽东阶段特征
查诸中国正史“高句丽传”及《三国史记》，高句丽向辽东发起军事行动始于东汉末年（公元49年）而终于后燕，其间屡遭辽东地方或中原及北族王朝的反击和征伐，最终至迟于十六国后燕时（约405年）完全占领辽东（详见表1）。这一历史进程按军事行动规模和高句丽实力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阶段，即1世纪中叶～3世纪末高句丽攻掠辽东时期、3世纪末～5世纪初高句丽与慕容鲜卑争夺辽东时期。
（1）1世纪中叶～3世纪末高句丽攻掠辽东时期
这一时期，高句丽势力仍在“汉四郡”范围内，先后与东汉、公孙氏、曹魏、西晋围绕辽东互有攻防，从长时段来看总体上处于一种仅限于小规模掠取人口、财物的状态，在中原看来属于“犯边”性质。实际上，高句丽对辽东的扩张企图在其早期就已经开始，公元2世纪上半叶东汉衰弱时期，史籍就有太祖王曾先后7次攻掠辽东郡和玄菟郡的记录。根据耿铁华先生的总结，东汉和曹魏时期高句丽自太祖大王至东川王向辽东的扩张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战争为太祖大王五十三年至六十九年历经17年，以高句丽王宫死、遂成继位，高句丽降属玄菟告终。其间高句丽入辽东侵扰、夺掠3次，寇玄菟4次，双方损失较大。第二阶段为新大王时期，交战两次，双方互有胜负。汉末高句丽故国川王、山上王与辽东、玄菟相安无事，高句丽诸王西进辽东没有实质进展。第三个阶段曹魏剿灭公孙氏后，高句丽东川王再次发兵抄掠辽东，由此导致毌丘俭大举讨伐高句丽，攻入丸都城，屠城杀戮，追击至肃慎南界，给高句丽造成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后中川、西川、烽上诸王时期无力攻掠辽东，处于积蓄力量时期。
（2）3世纪末～5世纪初高句丽夺取辽东时期
根据我们的总结，高句丽与慕容鲜卑3世纪末～5世纪初对辽东地区的争夺过程，按其力量对比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93～331年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均势阶段。在高句丽烽上王时期（292～300年），慕容廆初建鲜卑政权，企图依附西晋吞灭相邻诸部族、政权，由是发动对高句丽的主动攻击。美川王时期（300～331年），高句丽则利用东北地区鲜卑宇文部、段部与慕容部等势力纷争的混乱局势，频繁侵扰辽东等地，而此时的慕容鲜卑实力尚不能有效遏制这种挑战。总体上，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力量对比呈均势状态：高句丽不能动摇慕容鲜卑对辽东的统治，慕容鲜卑进攻高句丽也没能达到预期目标。
331～383年高句丽弱势阶段。这一时期前燕勘平内乱，削弱鲜卑段部、宇文部势力，周边形势良好，唯有高句丽雄踞东方，对辽东地区的威胁很大。前燕想要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下中原，首先必须平定高句丽。为实现此目的，前燕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大军攻入高句丽都城，几乎灭亡高句丽政权，最终确立了这一阶段前燕对高句丽的优势地位。
384～405年高句丽夺取辽东阶段。这一时期，慕容鲜卑再次兴起，于384年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建立后燕。高句丽也重新与慕容鲜卑展开对辽东的争夺战，在名义上仍承认后燕地位的情况下扩充势力。随着慕容氏的衰败，405年冬长途奔袭高句丽失败和木底城之战后，高句丽最终控制辽东地区，西部疆域的扩张达到顶峰。此后高句丽与一统北方的北魏大体以辽河一线为界也固定下来，直至隋初“征辽”之前未有大变化。
这一时期历史记载所体现出虽然高句丽国力弱小，但对辽东发动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这是高句丽向周边突破玄菟、乐浪、带方以及辽东四郡的一种表现。同一时期高句丽向南对乐浪郡、带方郡的攻掠也屡见史载。尽管遭到中原和北族王朝强大军事力量多次打击，但高句丽历经几个世纪始终不放弃对辽东的抄掠和扩张，这表明它对于西进有强烈而持久的内在动因。
综合前高句丽时期辽东郡沿革与高句丽“西进”掠取辽东进程两方面来考察，我们发现：首先，高句丽西向扩张存在一定的有利的外在条件，即汉末以来中央持久的动乱、分裂以及边地控制力的锐减，这给高句丽趁势从玄菟郡向外突破一定空间；但同时辽东郡、玄菟郡区域始终存在前后递嬗的相对强大势力，除了中央及其郡县力量，还包括地方割据势力、北族势力，这又给高句丽的西进甚至生存造成直接的威胁。这些外在动因使得高句丽西进辽东历经“抄掠袭扰—占地掠民——筑城经略”几个历史阶段，也使得高句丽吞并辽东郡、玄菟郡的历程花费了近五个世纪。其次，高句丽内在动因益发显得强烈、持久，这不得不让我们深入思考辽东地区文明对于高句丽发展的作用、重新思考高句丽—隋唐战争中辽东山城攻防战的历史内涵，这些提示我们辽东视角对高句丽史的研究的意义。同时，这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如何重新认识高句丽占据辽东的影响？
二、关于高句丽“西进”辽东影响的新认识
高句丽占据辽东影响的范围，包含东北亚政治格局诸多方面内容，目前，学界对高句丽占据辽东的评价多为肯定性的，即认为高句丽获取辽东对高句丽的发展壮大具有积极作用。故此针对这一点，本节尝试提出一点新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1.高句丽进占辽东奠定东北亚新格局
高句丽占据辽东，客观上对高句丽经济、军事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占据辽东对高句丽产生的积极方面的影响。对此，中外学界许多学者有相近的认识。
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关于赢取辽东对高句丽的战略之主动、丧失辽东对中央之被动这一点有精当的论说：“然若谓王之广开土境，尤在略取辽东之一事，盖辽东者东北之重镇也。辽东不失，则可西连幽冀，南接登青，互为声援，以收控制东夷之效……故高句骊之强，自据辽东始。”另外，张博泉先生认为427年高句丽统治中心虽然南移，但辽东仍是经济较为先进的地域。并且，辽东（以及乐浪）等封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给予高句丽深刻影响，促使高句丽社会内部发生某些根本性变革。他认为“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于占据乐浪、辽东地区促进了高句丽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增长引起的。高句丽占据辽东郡地区，控制了汉以来以产铁而闻名的平郭，由于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冶铁工业中心，促进了原高句丽地区冶铁技术的发展（后略）。”也有学者认为辽东地区发达的铁器文明、大量的汉族流民都为高句丽实力的扩充、文明的进步有很大作用。还有的学者认为高句丽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对辽东地区的占领，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和渐次封建化，并产生了大对卢制度。
李基白在《韩国史新论》中有两条评论，认为“（广开土王）在西边，占据了长期以来成为高句丽同中国和非中国的国家激烈争夺的焦点地辽东；他征服了高句丽东北的肃慎族人，从而使自己成为满洲的主人；向南进攻百济，将高句丽的疆域扩展到临津江与汉江之间的地区；东南部到达洛东江流域，他击溃了一支倭人进攻新罗的军队。”“（广开土王）终于成功地占据了整个辽东地区……最终创建了一个幅员囊括大半个朝鲜半岛和满洲许多地区的大王国。”李基白从领域与发展空间角度，总结了高句丽向包括辽东在内的周边地区的扩张是使其能够建成地域辽阔的东北亚强国的前提。高句丽的扩张是其力量高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表现，在占领辽东等地以后，高句丽在东到大海，西至辽东，北到松花江，南至汉江的领域内保持了一个不受中原王朝支配的势力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进占辽东前后中原和北方王朝册封其王官爵号，透漏出了微妙的历史意义(见表2)，从这一角度可以发现高句丽进占辽东之后的5世纪东亚格局的变化。从表2对比可以看出，北魏对于海东高句丽的态度并非如东晋南朝一般封号军事化，而是虚封国内州职。北魏对高句丽的册封号，具有实际政治内涵。当然这种内涵能否成为高句丽内臣化或曰属国化的证据，笔者抱有怀疑态度。但这种封号明显表现出北魏王朝对于高句丽领有辽东的某种承认，正如491年授予高句丽的东夷校尉蕴含的历史意义一样，这些可能也与高句丽对北魏的谨守朝贡之礼等有关，但毕竟“辽东郡开国公”第一次被授予给高句丽王并被一直延续下来。无独有偶，唐高宗时期敉平高句丽之后，仪凤二年授予高藏的是“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垂拱中则是“以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初，进左鹰扬卫大将军，更封忠诚国王，使统安东旧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唐朝所授封号蕴含的则是对于高句丽王室作为辽东地方官员和效忠唐朝的朝鲜郡王之意味。统一了包括辽西的整个北方的北魏帝国，却承认高句丽对辽东的占有，再加上高句丽在北魏都城中受到的礼遇，等等，可见高句丽在海东诸国中的地位通过北魏的表现得以奠定。这说明从整个东亚来看，秦汉帝国对东亚诸部族确立的优势地位至此为之一变，隋唐帝国崛起之后对于辽东问题的决心和努力亦根源于此，此时高句丽通过进占辽东郡、玄菟郡旧地（同时牢固统治乐浪郡旧地）确立的东亚新格局要一直维系到7世纪中叶。
总之，笔者也赞同辽东对高句丽繁荣与强大有重大意义。然而，从5～7世纪高句丽周边局势来看，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开始崛兴，并不断试图对西向北扩张；百济大部分时间也在一直强烈抵抗高句丽的南进；中原王朝在6世纪后期走向统一并试图恢复汉帝国在周边四夷中的威严，解决辽东问题势在必行。因此占领辽东为高句丽的强大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是否随着东北亚局势变化成为高句丽的潜在危险因素？这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辽东是高句丽防御体系的不利因素
笔者依据若干文献与考古资料，从东北亚政治关系变化的角度出发，发现高句丽夺得辽东既对其自身产生上述积极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对高句丽防御体系不利的因素。
高句丽占据辽东不利于其防御体系，第一个理由是高句丽对辽东的占领招致了中国王朝的军事征伐，这一点主要表现在6～7世纪隋唐帝国对高句丽进行的军事征伐上。隋唐两位帝王隋炀帝和唐太宗在征伐高句丽之前的言论中，都明确指出高句丽占据中国王朝传统版图内的辽东地区屡不臣服，这种行径，对于中央帝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甲)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獩之境。虽复汉魏诛戳，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充斥边垂，亟劳烽候……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侵轶辽西。（隋炀帝）
(乙)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唐太宗）
(丙)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唐太宗）
史料（甲）中隋炀帝将高句丽视为占据中国土地（辽东等地）、扰乱隋朝东北边陲的不恭顺的国家，史料（乙）和（丙）中唐太宗表达了收复辽东等四郡土地的决心（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可见，占有辽东地域是隋唐统治者认为高句丽“不臣”的主要原因，这里表现出了中国统一王朝统治者强烈的辽东收复意识。韩国学者申滢植先生也有相近的观点，他认为罗唐联合攻灭高句丽的过程中，唐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且灭亡高句丽是唐朝“确保辽东”之东方政策的一环。
金富轼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末尾，也发表了对高句丽灭亡的评论：“高句丽自秦汉之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有司。乱世则英雄特起，僭窃名位者也。可谓居多惧之地，而无谦异之意，侵其疆埸以雠之，入其郡县以居之。是故兵连祸结，略无宁岁……而终于王降国灭而后止。”即高句丽乃趁乱世崛起，处于中国王朝势力范围之内，却并不恭顺，侵入并占据中原所属郡县，结下怨仇，因此招致连年的兵祸，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可见金富轼也认为辽东等郡县是招致中国王朝大举征伐高句丽的祸根。
那么，辽东对于隋唐帝国究竟有何价值呢？据研究，隋唐帝国对高句丽的战争在于获取辽东的土地和人口，他认为唐王朝出兵高句丽除了要捍卫汉代以来形成的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天下秩序和拯救各个时期逃亡、滞留在高句丽的汉人这两大原因外，还有唐朝君臣对辽东归属问题意见一致，即：辽东原属于中原政权所有，辽东在地理、军事、经济方面都具有重要性，唐太宗君臣对高句丽据有辽东持否认的态度，而重新占有辽东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内在原因。
总之，高句丽在中国大陆四分五裂的时代夺取了辽东等地，到了唐朝统一帝国时代，继续占有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郡县的辽东等地，成为唐朝对高句丽大军压境的内在原因。在这一视角下，据有辽东实际危害了高句丽的整体安全。
高句丽占据辽东不利于防御体系，另一个根据是高句丽部署的辽东防线牵制了向朝鲜半岛的南进，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军事上，在辽东的部署分散了高句丽南进的力量。高句丽427年迁都平壤，标志着其重心的向南转移，然而，由于西北方辽东直接接壤于中国王朝版图，始终有很大的防御体系压力，因而高句丽对南方百济、新罗的作战受到了影响。高句丽的南进政策指初始于3世纪后半期攻打带方，正式开始于4世纪后半期并一直延续的向朝鲜半岛南部进行扩张的政策。后燕之后和高句丽辽东相邻的政权先后有北燕、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唐，高句丽与之长期并立，不得不在辽东驻守大军布置防线，因此难以集中全部军事力量推行南进政策。
这一点在高句丽考古上的证据是辽东地区广泛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高句丽山城。这些山城密集地排列在辽东半岛上，构成了高句丽西部主要防线，形成一个防御体系。据魏存成先生介绍，中国境内高句丽山城约68座，朝鲜半岛已知约26座。而且，修筑于4、5世纪之后周长在3000米以上的大型山城，绝大部分位于高句丽西部防线（辽东防线）、辽东至平壤的交通沿线和平壤以南地区三大重点地带。从辽东防线上山城的具体分布和山城规模来看，辽东地域的防御体系的压力是巨大的。
另外，文献记载上的证据是关于唐贞观五年（631年）的两条史料：
（丁）太宗已擒突厥颉利，建武遣使者贺，并上封域图。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乃筑长城千里，东北首扶馀，西南属之海。
（戊）春二月，（高句丽荣留）王动众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东南（按：应为西南）至海，千有余里，凡十六年毕功。
史料揭示了高句丽防御体系压力集中于辽东的另一个事实：高句丽还为防备唐军修筑过千里长城。这是一项历时很长、耗费民力国力的工程，姑且不论千里长城发挥了多大的防御作用，仅就其对高句丽国力的消耗、国内矛盾的激化而言，也无疑是弊大于利的。而且在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争霸日益激烈的7世纪中叶，高句丽在辽东花费大量资源布置防线，势必影响其南进的力度与成败。而产生这个矛盾的远因就是高句丽对辽东的占领：辽东地域的战略重要性与历史特殊性（即原属于中国郡县）使得其易受到中原王朝或北方民族的攻击，因此高句丽在辽东修筑大山城，屯驻大军，建千里长城，从本该全部投入到南进中的有限力量再分出相当一部分配置到辽东。可见辽东防线是高句丽整体军事部署在西北方面的一个防御体系高压区，阻碍了高句丽集中全部兵力与战略资源南进的实现。
第二，外交上，百济等国利用高句丽在辽东与中原王朝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对高句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高句丽在西北方与大国或善战部族接壤，生死大战频频发生，外交因此成为其求存图强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北魏、隋、唐三代是高句丽辽东防御压力最大的时期，高句丽在辽东部署军事力量的同时，还要受到百济、新罗在东北亚政治关系中利用中国王朝与其辽东之间的不安定因素所进行的外交攻势。比如5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处于北魏与刘宋对峙时代，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继续推行南进政策，导致了与百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百济利用外交构筑了对高句丽的战略包围态势。这使得高句丽在东亚广大范围内与百济展开外交竞争，包括对北魏和刘宋，甚至对柔然纵横捭阖的外交，以化解西北辽东边境的不安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韩昇、刘子敏先生的统计，高句丽与北魏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北魏灭北燕吞并了辽西之后，高句丽对北魏异常频繁的朝贡事实，高句丽朝贡北魏一共79次，其中仅在一年之内就朝贡3次且该年的上一年和下一年也都有朝贡的年份有：长寿王六十四、七十三、七十六、七十七年、文咨明王二十二年。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种高频率朝贡的根源在于化解北魏与高句丽在辽东一带爆发冲突的潜在危险。从这一角度来看，辽东正是高句丽此类外交消耗战的根本原因。因此，高句丽的很大精力耗费在处理辽东带来的问题上，无形中分散了了高句丽的南进力量。而百济、新罗的北上却因他们地处朝鲜半岛南端而未遇到这种地域性的压力和阻力，在这方面处于优势。这一点也应该被考虑为高句丽最终未能击败新罗、百济进而统一半岛南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通过上述两个证据，笔者认为高句丽占有辽东有利有弊。换而言之，高句丽占据辽东有两个结果，一方面是为高句丽的国力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促进了高句丽后来的强盛；另一方面，辽东地区的防务承受来自中原王朝的巨大压力，制约着高句丽的“南进”计划，最终使其在外交上、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
三、小结
本文是通过“辽东视角”探讨高句丽扩张史的初步尝试，基本的认识总结如下：
第一，为更好地阐释高句丽“西进”辽东的外部条件，我们从行政区划沿革角度考察了辽东郡自战国燕至十六国后燕时期基本演变，从长时段角度总结和分析高句丽夺取辽东的历史进程分析其阶段特征，并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考察高句丽西向扩张的历史性外部条件。高句丽西向扩张存在一定的有利的外在条件，即汉末以来中央持久的动乱、分裂以及对边地控制力的锐减；但同时辽东郡、玄菟郡区域始终存相对强大势力，又给高句丽的西进甚至生存造成直接的威胁。在西进过程中，高句丽内在动力显得强烈而持久，这提示我们“辽东视角”对高句丽史的研究的意义。
第二，从高句丽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外学者皆注意到进占辽东对于高句丽获得农业文明的进步、国力与空间发展的跃升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笔者也认同这一点，并补充了新的论据，即中原王朝册封高句丽的官爵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显示出东亚格局的新变化。同时，笔者从高句丽进占辽东的消极影响角度，着重提出占据辽东不利于高句丽防御体系这一认识。理由有二，一是高句丽占据辽东是6～7世纪招致中国王朝征伐的原因之一，二是高句丽在辽东部署的辽东防线牵制了其自身的“南进”。第二点理由是基于军事上高句丽大型山城在辽东的广泛分布与千里长城的修筑，外交上高句丽受到百济等国利用东亚国际局势进行的战略包围提出的。
End
【注】文章原载于《学问》2015年第3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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