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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天雨花》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天雨花》这部弹词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农民起义采取的极端敌视的反动立场。我们知道：晚明农民起义的规模特别浩大，它导致最后摧毁了由检的政权。这个问题，只能从地主阶级对农民空前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来寻求解释。农村中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与城乡各种巧立名目的掠夺，把破产的民和濒于绝境的手工业者赶出了家园，他们因丧失了生活资料，部分人沦为奴隶，绝大多数则离乡背井，变成了流民，无以为生；终至形成城乡波澜壮阔、规模浩大的民变。
苏州的图像
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三十六年秋七月，郴州矿工揭竿起义；天启二年四月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率众起义，连陷郓城、邹县、滕县；天启四年冬十二月，两当民变，杀知县牛得用；七年，澄县民变，杀知县张斗耀；崇祯元年陕西饥民苦加派，揭竿起义，攻陷鄜州与延安，二年三月，蓟州民变。…晚明阶段，民变与起义如此频繁，正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天雨花》不仅叙述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叙述了刘天叙兄弟和一些绿林人物的反抗活动，同时也提到他们给封建政权的严重打击。第十五回写“闻香教主王好贤到青州传教，“不上数日，归附数千”。信徒们击溃了官军，包围了青州城，使知府左致德狼狈万状。但是，出于大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本性，作者对书中涉及的各次农民起义，无不目为洪水猛兽，咬牙切齿地攻击和诅咒，他蓄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如王森和王好贤父子，明明是在天灾和苛捐杂税逼迫下，不得不起来反抗的受苦人；作者却偏要诬蔑他父子是觑图大位、逆天意而行的“妖贼”。
李自成的绘图
同时编造了参加起义的民众向镇压他们的刽子手左维明痛哭流涕地忏悔投降的情节。特别恶毒的是，他有意识地从中肆意歪曲历史，不遗余力地给明代社会中，壮观而伟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抹黑，他居然无耻地谤义军为一伙“劫掠金帛”滥杀平民的“盗”“匪”。胡说什么“沿途便戮诸百姓，遍地僵尸人叠人！流血成湖腥草木，地惨天愁日月昏！”完全和大官僚地主一鼻孔出气！尤其恶毒的是：作者在《天雨花》中编造了两段荒诞的情节，一段是三十回写左维明布下埋伏，活捉张献忠，而后用“各种极刑处治”，借以发泄他本人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把这支使官兵闻风丧胆的常胜军写成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把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写成无勇无谋的庸才。
另一段是同回亦即全书的结尾部分，竟编造左维明沉江自杀之后，灵魂晋升天界，归居星位。并在天上受玉皇大帝诏命，与赵、杜、桓、王及左仪贞等代天行讨，审判李自成、牛金星等三十六名“烟尘流贼”，指责这些起义军领袖“颠覆社稷，毒生灵”，把他们揭竿而起的正义行动诬蔑为“罪大恶极”，判发“酆都狱”，“惨刑每日一遍，万劫不赦”！凡此种种，无不暴露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反动。而且，这种必欲置农民起义军于死地而后快的敌对情绪，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同样也是极为罕见的。
戏剧玉皇大帝
说明《天雨花》的作者，是把自己的命运与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封建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尽管我们在前面，充分肯定了本书中那些积极的内容，和作者值得赞许的态度；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问题面前，我们必须给予严厉的、应有的批判。必须指出，恰巧是在这个最严峻的、尖锐的问题面前，《天雨花》的作者和那个时代统治集团中最顽固的分子，并无二致！他借助形象所散发的这些毒菌，更容易污染和蚀害读者的心灵。这点，我们决不可采取任何程度的宽恕。必须看作那个时代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一种反扑其次是如何正确看待书中“理想人物”左维明的问题。
虽然《天雨花》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不少都有历史的依据；而作为贯串全部事件过程的核心人物左维明，却是作者在晚明东林党人的基础上虚构而成的艺术形象。显然，塑造这个人物，是有作者深刻的用意的。正如书中第一回太白金星向上帝禀奏时所发的喟叹，作者有感于封建末世的衰微、纲常的沦丧、人心难以维系，故而特意创造出这样一个“扶伦立纪”，堪为士大夫表率的人物，并且编造出一整套与奸邪较量获得胜利的情节，抒发愤慨，兼为东林党人吐一口不平之气。基于上述原因尽管作者曾因男女地位的不平，借左维明锁禁妻子、虐杀丫鬟以及逼令亲生之女投池自尽等若干情节批判男权，但在更多的场合中却是竭力美化和歌颂这个人物的。
戏剧太白金星的图像
《天雨花》中的左维明，被打扮成封建时代贤臣的典型，他不仅兼资文武，而且刚直廉明，在满朝官员为苟全性命与禄位，希图飞黄腾达而匐在宦官与外戚足下俯首听命、阿谀奉承的时候，左维明独敢力排众议，面斥佞幸集团的奸伪；当边警频传，文恬武嬉的群臣莫敢冒锋镝以作干城的时候，左维明却主动请缨，率兵御敌；当帝王沉溺声色、不理政事的时候，又是他不怕触犯“天威”直言谏戒。在地方官的任上，他明察暗访，为百姓申冤理清洗不称职的官员，即使告假作乡宦的情况下，也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怕捋权贵的虎须。
帝王的绘图
从个人来说，左维明确实有一些比一般士大夫高洁的操守，晚明富贵之家多淫佚无度，广置妾媵左维明却是平生不二色的人，对宦家子弟挟妓狎邪、饮酒纵博的浮浪风习深恶痛绝。他对下层人民的贫困，也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弹词第二回写他在倾听陶安夫妻的哭诉之后，毅然销毁陶安历年积欠的字据；他又好打抱不平，在了解李士龙遗弃家道破落的孙小姐、毁弃婚约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力量设法使李士龙就范，完成了孙小姐的志愿；他对兄弟悉心照顾，有效地防止了好人的引诱；对族中孤寡更暗里扶持，处理她们的婚嫁病丧…。
总之左维明被作者装扮成那个社会出类拔萃的完人为了进一步吹捧他，甚至把他吹嘘成天星降凡、百邪不侵的超人，有洞察幽冥、善观天象、超拔鬼魂的能力。由于这个人物是作为晚明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阉宦、外戚与权贵的对立面来表现的，他的大部分活动都被置于与佞幸们较量的险风恶浪之中，从而易于使人们在感情上受到作者的牵引而忘记了这个形象内涵的阶级属性，错误地把他当作正义与真理的化身，不自觉地接受从左维明嘴里成套宣扬的封建说教。其实，左维明不过是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行动，包括为人民申冤理枉的善举，无不是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正是封建社会中清官的实质。
儒家代表人物绘图
儒家所标榜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封建士大夫的德行，在左维明身上获得了高度集中的表现。必须看到：撇开朝代的兴亡递代不说，作者所生活的正是封建社会面临崩溃的末期，地主阶级的统治，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矿工起义、奴隶暴动、市民暴动的重重打击下摇摇欲坠，作者却在封建末世捧出这样的一尊偶像狂热地鼓吹，实际上起了散布幻想涣散人民斗志的消极作用。必须看到：这个人物，是封建伦理的化身，在他思想和行动中一切忠、孝、节、义，都以地主阶级的道德为出发点与依，虽然他和书中奸邪人物不能一律看待，却绝对不是人民群众的救世主。
《天雨花》中还宣扬了因果报应一类的唯心哲学。左维明的侄女秀，性格比较浪漫，一度被左致德误疑与表兄周帝臣有暖昧关系，最后被逼逃亡惨死。由于左秀贞并没有玷辱左家的门庭，作者精心构造了一个荒谬的结局，让左仪贞写《金刚经》超度她的灵魂，最后秀贞得以重新投胎托生左府，转为男子左永孝，了却前世因缘。左致德夫妇也从良心上减轻了负担。左府合家为神与魏忠贤地狱获谴的处理，都是按唯心的方式虚构的情节，未能从积极的方面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金刚经》的手抄
除此以外，《天雨花》的艺术成就也值得深入开掘。前人对《天雨花》仅赞赏八十万字一韵到底的才情，这显然不能概括它的全部艺术价值。诚然，与明清时代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对照，《天雨花》中刻画的人物不免显得单薄；但我们必须记得：《天雨花》是一部弹词，以韵文为主的写作形式使它在表达方面受到许多限制。如果立足于弹词的角度评价，《天雨花》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人物如左维明的清亮刚直，左仪贞的机智坚强，王礼乾的放荡逾检，左婉贞的骄慢残暴，黄持正的专横冷酷，都以鲜明的个性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上自宫廷不同派系集团的明争暗斗，士大夫家庭的矛盾纠葛，边塞地区的激烈战争，官府衙门的重重黑幕，下及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礼教控制下婆媳间的冲突，形形色色，包罗万象。然而，作者以左府为中心，扩展到广阔的社会，头绪不乱，脉络分明，前后数十年，剪裁铺叙，确实经过一番精心的部署，堪称得当。再如在情节的构思和处理方面，并不完全受历史的约束，服从创作的需要，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妥当的。前者如把郑国泰写成有政治野心的外戚，增添篡位一节，更深刻地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争夺权益的激烈矛盾。
官府衙门的图像
后者如捏造左维明擒获张献忠，顺应“天意”未加杀戮。看来作者也感觉到这个谎言站不住脚，所以最后又以张献忠的逃脱和左维明哀叹天数不可挽回自我解嘲。语言方面，词语虽略嫌单调，大体还比较通俗，便于群众接受。部分人物的语言显示了人物的个性。从构思来看，有些情节颇有戏剧性的色彩，例如左维明的儿子和女婿，因游园误入客氏居处，被强迫与客氏的三个女儿成亲一段，写得风趣而不流于庸俗。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天雨花》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弹词。
参考资料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天雨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