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宋庆龄居住在上海，她不仅是上海解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且在上海解放前后为上海人民，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拒绝为国民党站台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长期居住在上海，一直十分关切祖国的命运。1946年7月，内战的乌云笼罩中国大地，宋庆龄反对内战，呼吁国共两党组织联合政府，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援助国民党。23日，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个声明在上海，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希望利用共产党对宋庆龄的尊重从而摸清共产党的底牌。1947年10月，宋美龄邀宋庆龄到杭州度假。宋美龄询问宋庆龄，共产党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宋庆龄回答说，她不是共产党员，不知道共产党的什么底牌。对于国民党方面的再三询问，宋庆龄明确表示，有关国共两党之间当面商谈才能解决的事务，她拒绝介入。宋庆龄将宋美龄和国民党的动态及时告诉她同中共之间的联络员廖梦醒，让共产党第一时间掌握信息。

蒋介石宣布1946年末召开“国民大会”，拉拢宋庆龄参加“国大代表”的选举，宋庆龄严词拒绝并试图建立反对内战发动者蒋介石的统一战线。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宋庆龄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认为中国进步的唯一希望是共产党的胜利。

1947年11月，民联、民促和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保持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1948年，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随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李宗仁问计张治中，如何与共产党谈判以实现划江而治。张治中提出邀请共产党认可的宋庆龄与李济深出山，建议由宋庆龄组阁，担任行政院长，李济深负责党务。国民党方面随即开始放风，称宋庆龄将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并组阁。

宋庆龄听说社会传闻后，于1949年1月10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声明：“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务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声明，宣布就任代总统，同时力邀宋庆龄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并请宋庆龄接待他的特使甘介侯。宋庆龄虽然接见了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表示对李宗仁为和平努力“非常同情”，但表示不能从命，国民党拉拢宋庆龄的计划落空。

2月1日，李济深、沈钧儒等56人致电中国共产党，庆祝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次日，李宗仁从南京飞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宋庆龄以个人身份到北方一行，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他“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龄婉拒，表示“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

宋庆龄拒绝与国民党合作，拒绝为国民党站台，遭到国民党的监视。

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曾经计划将宋庆龄劫持到台湾。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沪，名义上访问胡适，实际上催促宋庆龄离开上海。4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台湾。孙科要宋庆龄以“亲情、党国利益、总理基业为重，迅速离开上海，去台湾或香港皆可”。宋庆龄对蒋介石和孙科的“邀请”一概谢绝，引起国民党强烈不满。宋庆龄的安危引起中共地下党和外国友人的关注，一直暗中警惕地保卫着她。

坚定地支持共产党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坚定的同路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宋庆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她说：“联合政府……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

国民党片面撕毁协议，导致内战爆发，宋庆龄发表声明揭露说：“为什么反动派还要挑起一个无法取胜的战争呢？这是因为他们企图以中国内部的冲突来挑起美苏战争。”宋庆龄的声明得到全国各界如蔡廷锴将军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宋庆龄的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反响，美国前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一些国会议员纷纷发表谈话，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邀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她复函周恩来，表示希望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解放。信函说：“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2月20日，宋庆龄再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对自己因病不能北上表示歉意，同时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信函谓：“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5月25日，参加上海战役的人民解放军突破上海市郊国民党军主阵地后，向市区发起总攻。5月26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告诉她自己对上海解放的愉快心情，“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上海市军管会宣告成立，陈毅任军管委主任，粟裕任副主任。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为迎接上海解放早就进行了准备，当天，中国福利基金会制作的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彩带、红花就出现在上海街头，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也立即走上街头。“是日清晨，中国福利基金会派了一辆大卡车，把儿童剧团的秧歌队送到市中心区，这是最先出现在上海街头的秧歌队之一。人们拍手欢迎说：‘孙夫人的秧歌队来了’。”

5月28日，史良到宋庆龄寓所，为上海解放向她表示祝贺和慰问。宋庆龄见到史良，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天，赵朴初也来到宋庆龄寓所，宋庆龄微笑着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赵朴初的西装衣领上，表示对赵朴初在解放战争中同中国福利基金会并肩战斗的答谢。

此后，史良向邓小平、陈毅等反映宋庆龄目前经济比较紧张，陈毅当场拍板，责成潘汉年先送100万人民币（旧币）给宋庆龄，表示以后当从优供给宋庆龄日常费用及实物。

从事救济工作

宋庆龄认为，群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民的需求关系到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宋庆龄认为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民生主义就是要合理地解决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纲，它也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治疗中国饥饿的方法。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最近不是也说过，在共产党的区域中没有饥荒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行了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宋庆龄关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宋庆龄只能将她的精力投入到她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救济和慈善工作。

为了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宋庆龄曾经多次购买农村急需的药品并千方百计送到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后，向解放区运送药品的工作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宋庆龄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上海本市贫民窟里的穷人，例如为那里的妇孺提供医疗保健，为街头流浪儿童提供识字教育等。

解放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海外援华救济组织被迫停止了捐助，中国福利基金会遭遇基金断流的问题。宋庆龄致函美国友人，请求支持在美国建立新的援华救济组织。

1949年2月11曰，宋庆龄致函阿根蒂小姐，拟为解放区的托儿所筹建一笔款项。宋庆龄说：“这笔款子将用于解放区的托儿所，这些托儿所是在抗日战争年代组建起来，照看流离失所的战争孤儿的。”2月24日，宋庆龄致函阿莉，告即将在美国成立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新的救济组织。

4月2日，为了救助上海难民，维护社会秩序，迎接上海解放，宋庆龄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联合上海社会公益人士和救济福利宗教团体成立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宋庆龄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宋庆龄表示，她决定把基金会所存物资交出来提供给“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中国福利基金会不仅在物资、医药、医疗设备等方面给“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以大力支援，还投入大量人力积极支持和参加这项工作。

宋庆龄还在上海贫民窟办起了妇幼保健室以及家庭识字班。1948年，妇幼保健室为43000人提供了免费医疗。家庭识字班吸收了2500名儿童，成为全市最大的一所“小学”。

宋庆龄觉得仅仅为上海贫苦儿童提供微不足道的医疗、教育和营养等服务是不够的，她认为孩子们更加需要精神食粮，于是筹划创办一个儿童剧团。在宋庆龄的关注和策划下，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个儿童剧团成立了。

儿童剧团先后排演了解放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以及针对压迫者的讽刺剧等，宋庆龄经常来看儿童剧团彩排和演出。儿童剧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曾经上演过一出鲁迅翻译的苏联戏，国民党有关部门为此向宋庆龄发出警告，宋庆龄置之不理。宋庆龄获悉儿童剧团在演出《兄妹开荒》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为了保护孩子，宋庆龄指示儿童剧团立即隐蔽，随即在虹口武进路找了两间房子。宋庆龄让“小先生”白天向周围贫苦儿童和难民发放救济物资，晚上聚集到福利站里秘密制作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彩带、红花等，进行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

除了成立儿童剧团，宋庆龄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助贫病艺术家的基金。这些基金有国外友人支援的，如在纽约的史沫特莱筹集了2500美元；也有在上海募集的，如1947年举办中秋游园活动，通过义卖等筹集到4000美元。有了这些基金，上海贫病的艺术家们能够勉强生活，继续从事创作活动。“这些活动绝非‘慈善事业’，它们表现出解放区倡导的那种互助精神，这种精神灌注在我们所举办的事业中，但是采取的做法却适应了当时上海黑暗反动统治的环境。在这些事业中工作的人员，有忠诚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里，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队’成员，他们从小就学着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

应邀北上，共商国是

随着人民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国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已经迫在眉睫。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先后致电宋庆龄，希望她早日赴北平共商国是。6月4日，宋庆龄复电李济深，谓：“艳电敬悉，上海解放，乃荷慰问，无任感愧。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劳。兹以养疴沪滨，暂缓北上，诸维朗照。”

6月19日，毛泽东再次来函邀宋庆龄北上。6月21日，周恩来来函邀宋庆龄北上：“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受中共中央指派，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两封亲笔信，和廖梦醒一起由北平坐火车到上海。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对廖梦醒道出了她不愿意到北平是因为北平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宋庆龄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梦醒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6月29日，邓颖超到宋庆龄寓所访问，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信呈上，并告知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恳切盼望她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交谈之后，宋庆龄“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北上。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提出宋庆龄病体难支，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

在赴北平前，宋庆龄参加了一系列活动。6月30日，宋庆龄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发表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宋庆龄因为身体不适，讲话稿由邓颖超代为宣读。宋庆龄在讲稿中热情洋溢地说，“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的力量增强了。他们的英勇，无匹；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及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陪同，乘火车离开上海赴北平。28日，宋庆龄抵北平，车刚停稳，毛泽东走上车厢与宋庆龄握手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随后，宋庆龄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同车前往寓所休息。当晚，宋庆龄出席毛泽东的欢迎宴会。此后，宋庆龄在北平积极参加了为迎接新中国成立的一系列活动。

9月2日，宋庆龄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上被选为该会名誉主席。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21日，宋庆龄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在会上发表讲话，她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宋庆龄还指出：“上海的解放，使这个贪污腐化的中心，已经转变成生产的支柱。上海市军管会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出席开国大典，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作者：华强，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